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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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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九五七年,為了我考中學,爸爸把全家搬回了上海。
      這是一個大動作,意義遠遠超過我考中學,這一點爸爸心里清楚。但他是一個低調而又膽小的人,什么都不會往大里說。
      他不是一個創業型的人物,但他不能讓十九世紀后半期余、朱兩家先輩無畏的上海之旅,因自己的無能而中斷。這中間,朱家訂婚時對他的信任,更使他別無選擇。
      我比全家先到上海,爸爸想讓我集中一段時間溫課備考。他在江寧路、海防路口找到一所住房,準備今后全家住,當時正由幾個木匠師傅在裝修。
      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鄉下時天天給鄉親記工、,寫信,根本沒有時間溫習功課,早就養成了直接面對任何一次考試的習慣,而且每次都考得很好。我把這個習慣告訴爸爸。
      “你在鄉下天天給人家記工、寫信?從來不做作業不溫課?”這對他來說,簡直是五雷轟頂。
      從前他回鄉探親,只見媽媽在做這些事。近兩年都是家人輪番來上海,他一直沒回去,所以不知道事情的發展。
      “你媽也真是廠他有點發火。
      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不會講一句鄉下方言,每次回鄉探親的時間很短,又一直準備著把家搬回上海,因此在很多問題上有強烈的“上海優越論”。他不知道,正是在這一點上,連他小小的兒子也無法溝通了。
      他既然把兒子“寄存”在鄉下,那么兒子不是物品,已把生命與那片土地連在了一起。
      
      二
      
      這小樓有一個陽臺,我趴在那里看著上海的街道景象。后來,怕爸爸在路上看到,就回到屋里看木匠師傅干活。只有聽到爸爸上樓的腳步聲,才把目光回到書本。
      這天腳步聲很雜,一看,是姨媽和益勝哥來了,爸爸陪著。
      姨媽還是那么漂亮,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滿眼含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打開手提包,取出兩支用厚毛巾包著的雪糕,給我一支,給益勝哥一支。
      按照農村的眼光,蓋被子是為了保暖,把雪糕包裹在厚毛巾里不是更容易熔化了嗎?后來才知,厚毛巾本身不產生熱量,它的作用只是隔離,把炎熱的天氣和雪糕隔開。但在當時,我只覺得姨媽像魔術師一般不可理解。
      還有一點不可理解的是,益勝哥跟在她身邊,她買了雪糕為什么不立即讓他吃,卻把他的那一支也一起包在厚毛巾里帶到這里來呢?
      后來才知,這也是上海規矩,文明人不會在街上邊走邊吃東西。更重要的是,出于對我這個小孩子的禮貌,應該讓益勝哥陪我吃,而不是看我吃。
      你看,兩支小小的雪糕就給我帶來了好幾個不明白。看益勝哥在剝雪糕外面的包裝紙,我也開始剝,但又抬起頭來看姨媽和爸爸:他們為什么沒有?我該不該推讓給大人?這好像是祖母和媽媽對我的教育。
      姨媽立即看懂了我的眼神,笑著抬了抬下巴,鼓勵我吃,也不說什么。真正懂得此間道理也是后來,在上海的高層社會看來,雪糕、棒冰之類不屬于正式冷飲,而屬于“零食”范疇,大人一般不與小孩一起吃,更不會兩個大人與小孩一起吃。什么是可以一起吃的正式冷飲呢?那就是一碟碟可以分開來的冰淇淋,或者一碗碗可以舀開來的冰鎮綠豆湯。
      更麻煩的是,這些道理不能講,只能彼此領會。講破就俗了,因此姨媽也只是向我笑著抬了抬下巴而已。
      這便是一個農村小孩子到上海要面對的一切。
      
      三
      
       在我吃雪糕的當兒,姨媽在查看我這個小小的溫課環境,爸爸跟在她后面。
      終于,姨媽轉身作出了一個總體判斷:“不行!這是讓孩子住監獄!搬到我家去住。為什么一定要趕在今年考?急急忙忙考得上嗎?溫課一年,兩年也行,后年與益勝一起考。”益勝哥雖然比我大一歲,但比我低兩級。
      要我在家溫課一年到兩年再考中學?這是我萬萬不能接受的,因此立場立即站到了爸爸一邊。我一再說明,住在這里非常舒服。爸爸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又用手勢阻止我,怕我講過分了,讓姨媽難堪。
      姨媽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我拉到她跟前;換了一種非常溫和的語氣說:“你要有思想準備。雖然都一樣叫小學、中學,上海與農村的距離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個地區與一個地區,一所學校與一所學校,差別也非常大。你看益勝,天天那么用功,就想轉一所區里的重點小學,幾年都沒成功。你今年先考著試試也可以,我先幫你打聽打聽,找一所錄取線最低的中學……”
      我知道姨媽為我好,但我從小聽不得窩囊話。聽到“錄取線最低”之類就受不住了,抬頭看爸爸。
      爸爸顯然也有點不高興,特別是姨媽說“我先幫你打聽打聽”這樣的話,好像他做父親的在這件事上什么也沒做過。他便對姨媽說:“已經找了一所中學。”
      “在哪個地區?”姨媽問。中學數量太多,校名說不過來,只能問地區。
      “玉佛寺北邊。”爸爸說。
      “哦,那是藥水弄了。”姨媽理解地點頭。藥水弄是當時上海生活層次最低的棚戶區,可以想象那個地區中學的質量。
      “離藥水弄還遠,是重點中學。”老實的爸爸也開始話中有話。
      “區重點?”姨媽非常驚訝。
      “市重點。”爸爸平靜地說,“去年大學錄取率是全市前三名,與上海中學和松江二中并列,但那兩個中學太遠。”
      其實爸爸當時對我并沒有把握,但偏偏要在姨媽面前表現出他這個平時訥訥寡言的妹夫也會做一些大事,而且做得不露聲色。
      姨媽一聽,知道爸爸今天與她有點頂上了,便笑一笑,低頭問我:“敢去考嗎?”
      我說:“敢。反正高的低的都沒有把握,一樣。”
      姨媽抬頭對爸爸說:“這不是小事,等他媽來了再仔細商量吧。這兩天秋雨不去我們家啦?”
      爸爸說:“等考過以后吧,怕去了你太客氣,他反而不專心了。”
      姨媽說:“這倒也是。益勝天天在邊上,只顧玩了。”
      
      四
      
       看得出來,姨媽開始變得有點氣餒,這是以前很少從她身上看到的。
      爸爸很快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姨媽和益勝哥哥走后,他一直在嘮叨,好像是說給我聽,又好像是自言自語:“以前總是你姨媽好勝,今天連我也好勝了,這實在不太好。……一個人有孩子在旁邊就會好勝……”
      我問爸爸:“姨媽要我到她家里去住,她家什么樣?很大嗎?”
      爸爸說:“姨媽完全是為你好,為我們家好。她很苦,再過幾年你就知道了。”
      
       五
      
      其實哪里需要幾年?媽媽到上海后當然要去姨媽家,回來悄悄給祖母說了很多,祖母一直嘆氣。幾個舅舅來我家也會輕聲與我爸爸媽媽說起姨媽的情況,然后一起作一些討論。這一切,當然瞞不住我們小孩的耳朵。
      原來,姨媽在丈夫去世之后靠夫家的接濟過活,夫家富有,相安無事,但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判定夫家有囤積居奇、破壞經濟秩序的“不法罪行”,姨媽的經濟來源也就斷絕了。
      她為兒子王益勝定了一個很高的培養標準,花費不菲,這時只能把原來的房屋出租,自己和兒子住到一個十分簡陋狹小的房間里。她還悄悄地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場做早班,賣菜。
      照理,每月所得房租和菜場工資加在一起,也夠他們母子兩人生活了,但姨媽又特別講究排場,希望能在一些交際場所,尤其是原來富貴親戚間的姐妹圈里保持形象,每月做頭發不是國際飯店就是南京理發店,標準降不下來。這樣,經濟就十分艱難了。人們無法想象這個在清晨的昏暗中包著頭巾、衣衫草草的勞動婦女,下午將會步履高傲地踏進南京路時裝公司或德大西萊館。
      有時,她在我家遇到舅舅,就會說:“上個星期天下午三時,我看到你在南京路上,手上拿了個灰包。”
      舅舅驚訝,“是啊,我去了,你為什么不叫我?”
      “那天要與喬莎去紅房子,我先去國際飯店底樓燙發,頭頂罩著,怎么叫你?”
      聽到這種對話,祖母總會給我媽媽使一個眼色,卻又不說什么。
      但有一點心照不宣,只要姨媽在,所有的人都不會提到菜場。等姨媽走后,祖母、爸爸、媽媽總會充滿同情地感嘆很久。尤其是祖母,姨媽最崇拜的女性,必定在任何細節上袒護姨媽,說:“一個女人帶著兒子苦熬,太難了。”
      
      六
      
      爸爸那次雖然講了好勝的話,其實還是被姨媽的警告震動了一下。
      他明白確實不能無視鄉村和上海在教育水平上的差SL但他太忙,正急著回鄉張羅搬家,想來想去,只能挽托安徽的叔叔請假到上海來,監督我溫課。
      叔叔知道,無論是搬家還是升學都是大事,正在思慮自己怎么出力,一收到爸爸的信,第三天就到了上海。
      爸爸回鄉去那天還是不放心,千叮萬囑。我卻當著叔叔的面用大人的口氣與他商量,“爸爸,搬家時別忘了把伯伯的那個書箱搬來。”
      爸爸好不容易終于想起了那個箱子,卻又覺得那都是一些陳年老書,不值得整個兒搬來搬去,便說:“箱子太大了,這次行李又多,你就說要帶哪幾本吧。”
      我說:“盡量都要。《史記菁華錄》、《世界名作選》、《芥子園畫譜》、林語堂的《開明英文讀本》,還有,我正在練的顏真卿字帖。”
      我故意有點炫耀,為的是向爸爸說明,一個每天給人家記工、寫信卻從來不溫功課的孩子,反而能接觸不少書。
      叔叔笑了,看了我爸爸一眼。
      我轉身對叔叔說:“還有一部《石頭記》,媽媽說這就是你最喜歡的《紅樓夢》,但我看不懂。”
      叔叔收住了笑容,又重復了幾年前在鄉下給我說的那句話:“這書你不要看,太悲苦。”
      
      
      七
      
      爸爸回鄉搬家去了,叔叔倒不太在乎我溫課,只領著我在上海各處走走。他覺得這門課更重要一些。
      到很多地方,我會說:“這兒外公領我來過。”叔叔聽到這話很警惕,立即問:“他給你說什么了?”我立即知道我錯了,不應該在叔叔面前提外公。
      叔叔其實并不了解外公,他只記得在我爸爸和媽媽結婚時,余、朱兩家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對他這么一個青年學生來說非常敏感,直接聯系到了他已經偷偷接觸過的階級斗爭學說。土改時,叔叔是工作隊員,而外公成了地主,這條界限一直橫亙在兩人中間,嚴格說來是橫亙在叔叔心間。 ’
      去年暑假我跟著外公來上海玩時,叔叔也來過幾天,有過一次見面。外公為躲過叔叔的冷臉,便說:“下午我帶秋雨到跑馬廳去看看。”
      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卻沒有看著外公,“不是跑馬廳了,是人民廣場。”
      我連忙問:“為什么過去叫跑馬廳?”在小孩聽來,“跑馬廳”比“人民廣場”來勁多了。
      外公正要解釋,叔叔正色道:“那是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名堂!”外公也就噎住了。
      一來二去,叔叔和外公似乎見不得面。一見,剛剛還在說笑的叔叔就會嚴肅起來,就像披上了盔甲,而什么都不在乎的外公,也會一臉沮喪,似笑非笑,真像過去確實罪大惡極一樣。
      后來我在很多次政治運動中經常會想起叔叔和外公見面的情景,領悟在很多情況下,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往往都是一種扮演。雙方一旦扮演就無法溝通,越是無法溝通越是扮演得逼真,時間一長彼此都以為是真的,再也無法撤退。 今天外公不在,叔叔也就沒有警惕下去。在這個問題上,我是站在外公一邊的,覺得外公是一個最簡單的人,根本不像叔叔想的那么復雜。讓人費解的倒是叔叔自己:為什么對外公這么警惕,對我媽媽卻那么尊重?還有,外公說的“跑馬廳”被你說成是“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名堂”,那么你喜愛萬分的《紅樓夢》也不會是新社會的名堂吧?
      
      八
      
      正說著,我們已經到了福州路一家舊書店的門口。叔叔說:“這個地方最有意思,我每次到上海把一半時間耗在這里。” 這時我已經跟著他走進了店堂,他還在解釋:“全是舊書,比新華書店更有價值……”他見我不聲不響,便低下頭來看著我,而我完全是一副被什么震陵了的模樣,只是兩眼發直地叫一聲——
      啊,書!
      這么多書,一排排地壘成了高墻,高墻又層層疊疊。一種巨大的敬畏推拒著我,又有一種巨大的吸力拉拽著我。 叔叔覺得我的發傻一定出自一個鄉下孩子的大晾小怪,便用一個具體的書目打斷我:“你說你正在凍顏真卿的字帖?這好,我也給你買一本吧。” 這很有效,我從發傻中醒來,心想叔叔怎么也會看重書法?這可是外公的強項,讓我練顏真卿,也是卟公的意見。
      
      九
      
       叔叔引我到碑帖柜臺,請營業員找顏真卿。那 位上了年歲的營業員打量了他一下,說:“我們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羅版影印的,可能有點貴。” “多少?”叔叔問。 “九元,這是葉家的藏晶。”營業員說著已把那個帖子拿了出來。
      葉家?我長大后還曾經回憶到這個細節,是葉楚傖家,還是葉恭綽家?營業員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當作常識隨口吐出,可見上海是有一些驚人的家族的,能把一座城市罩住了。
      老年營業員這種輕描淡寫的口氣,真不知要比那些大聲嚷嚷的推銷者高過多少氣勢。上海給人的壓力,就在這里。至少在當時,即便在上海長大的叔叔也失去了追問哪個葉家的勇氣。
      那個營業員遞過帖子后就走開了,在柜臺另一角翻動著一些書籍,只以眼睛的余光注意著這邊。我猜,他這樣做,是要表現出一家大店對顧客隨意翻閱的尊重,仍然是一種若即若離的上海氣度,既讓人佩服又讓人生氣。
      叔叔恭敬地把帖子移到柜臺外沿,讓我一起看。封面上直書一排字:“顏真卿書祭蛭帖”。
      叔叔按了一下我的手說:“你每次給我寫信,署名前的蛭字都像這個,用女字邊,現在報上說,北京的語言學家有了新規定,寫豎人邊。”
      “那我下次一定改寫豎人邊。”我立即響應,卻又提了一個問題,“顏真卿祭侄,他侄兒比他先死嗎?”
      叔叔說:“這事我倒不知道。也可能是別人的祭侄文稿,請他書寫。”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覺得一對當代叔侄在這樣猜測著一對唐代叔侄,有點好玩。
      他捫了一下嘴,雙手已經打開了帖子。
      
      
      十
      
       分明他驚慌失措地屏住了氣,沒有了聲音,我能見到他捧帖的手在微微顫動。
      我連忙伸頭去看,也大驚失色,眼前出現的完全不是我平日見過的那種字帖,而是滿篇煙云,黑霧森森,潦草恣肆,時斷時續,涂涂抹抹,極不規整。我疑惑地轉臉看叔叔,滿眼是疑問:這也算好字么?
      叔叔根本沒有理我,只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營業員過來,再問一次:“多少?”
      “九元。”
      “我買下了,包一下。”
      九元區區之數,在當時,無論對叔叔而言還是對這家舊書店而言,都是一筆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門時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他將自己收藏,不會給我。
      
       十一
      
      出門后看到舊書店西邊還有一個小門面,寫著“舊書收購處”,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帶我來上海時,曾到這里賣過書。
      四函《蘇東坡集》,用一塊包袱布包著,從鄉下帶到上海,據他自己估計,能賣一個好價錢。
      那天他在這兒小心翼翼地解開包袱,把這一大疊線裝書捧上去。一位中年營業員將手上握著的圓珠筆夾在耳朵上,取出一函,好多薄本,他極為熟練地把書頓齊,橫過來,讓線裝的書脊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斜批一下,就像只是在絲線訂扎處摸了一遍。
      做完,再頓齊,放過一邊,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這時營業員才抬起頭來看外公,說:“缺了兩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這個數買了一本,去年外公用這個數字賣了一堆。
      外公當時覺得開價實在太賤,便茫然地看著營業員,嘴里只吐出含糊的三千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營業員的回答也很簡單:“我們是國營單位。”
      當時連“國營企業”也不習慣說,只說“單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歸屬,覺得如果再噦嗦下去就是在與國家討價還價,而他是個地主。他立即點了點頭。
      
      十二
      
      外公拿到錢后說要請我吃飯,其實是他自己想喝酒。
      “東頭的杏花樓太貴,還是對面的鴻運樓吧。”他把我帶過了馬路。
      當時像我們這樣一老一小在外面吃一頓飯,全部費用也就是七、八角錢,可那是我第一次進上海館子,覺得處處新奇。
      外公還在生剛才那個營業員的氣,對我說:“這一帶以前叫四馬路,也不是一個正經地方!”
      他的言下之意是:“神氣什么呢?”
      怎么不正經,我是長大后才聽說的。這里曾是紅燈區,而且等級不高。
      其實,很多與書籍文字有關的機構也都躋身其間。在老上海,很多文人早已習慣與色情相鄰而居。據包天笑先生回憶,他在棋盤街的《蘇報》社上班時,編輯室的對窗就是妓院的客房,妓女們和編輯們早已熟如家人,每天上班下班還輕松地互打招呼。有一次包天笑先生在夜風刺骨的擁擠江舟中,還受到一位“對窗妓女”的俠義幫助:他想在船舷邊小便而站不穩,那位妓女解下自己的褲帶把他攔腰一縛,緊緊拉住,才解決了問題。這幅圖像只能屬于上海,猛然一看確實不大正經。
      幾杯酒下肚,外公已經在生自己的氣了,“秋雨,你想想,我這一杯下去,喝掉了蘇東坡幾首詩!”
      十三
      這是一年前的往事,都不能告訴叔叔,我現在只老實地跟在他后邊走。
      叔叔一手把我攬在他身邊,要我與他并排,他走在外邊,保護著我。
      這樣一來,我就貼近了花圃邊的鐵欄桿。我邊走邊把手捋在上面,滑滑涼涼的,很舒服。
      叔叔一見,立即阻止,說那欄桿臟。
      我說:“很干凈啊,連灰塵都沒有。”
      叔叔停步,好像要正式批評我,或要給我講一段他自認為很重要的話。果然——
      他說:“我說臟,是指細菌、病毒,不是鄉下的泥巴、灰塵。鄉下的那種臟不叫臟,上海這種看不見的臟,才真正叫臟。那么多人,你摸一把,我摸一把,看上去光光滑滑,實際上什么都留下了,才叫臟。”
      他在給我講衛生知識嗎?是,又不是。我怔怔地看著他,他稍稍有點亢奮。
      他當然不相信我這么個孩子能夠完全領悟。但他不知道,對一個孩子來說,領悟不多,記憶很好,而且特別能記住那些不大能領悟的部分,然后用很長的日子,去慢慢反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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