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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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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我忙著挖防空洞期間,外公到了上海。
      此時的外公,已經七十二歲,在鄉下過日子還算安定,因為有小舅舅朱仲林先生照顧他。
      小舅舅畢業于余姚中學,沒上過大學,但智力水準很高。他先在蘇州一家化工廠擔任技術員,后來在國家動員城市職工下鄉務農的運動中,拖家帶口回家做了農民。他快速地在鄉間建立了威望,原因有三:一是肯吃苦,又善于在農活上動腦筋;二是他會講故事,每天晚上家里都擠滿了聽故事的鄉親;三是他能看懂上級下發的各種文件,在大量官樣文章背后找出每一個文件的真實意圖。結果,才幾個月,鄉間的上上下下,都離不開他了。
      外公有了小舅舅的照顧,不必像以前那樣親自張羅生計,便心生悠閑,想來再看一次上海,這座他度過了少年、青年和大半個中年的城市,這座居住著他的大量親戚和朋友的城市。
      外公這個人,一生對災難缺少敏感。這次來上海,還是這樣。
      那天我穿著渾身泥漬的衣服回家,看到他,驚喜地叫一聲“外公”,他回身看我一眼,問:“啊,是秋雨,下田啦?”他忘了自己今天已經到了上海。
      我說是挖防空洞,他也不細問,兩只手不停地摸著顯然剛剛剃過的光頭頂,說:“秋雨啊,我活了那么久,你知道什么事情最讓我快活嗎?”
      我沒想到外公在闊別多年后一見面會向我提起這個具有人生概括意義的大問題,不禁精神一振,等待著他的答案。
      他笑了笑,說:“光頭,剛剃完,用手慢慢摸,最快活。”
      
      我聽了,失望地“唔”了一下,心中暗笑外公。
      三十年后的此刻,我又“唔”了一下,心中暗笑自己。
      那天他一到我家就下樓剃頭去了,因為看到樓下有一個揚州師傅的剃頭鋪子。我們家鄉也有剃頭店,但手藝比不上揚州師傅,主要是少了那種“上下其手”間邊邊角角的小舒服。外公對上海生活的懷念都是極瑣碎的細節,今天一來就快速地償還了一筆多年的相思債。當然還有其他好多筆,他早在心頭做了一個賬本,準備這次一筆筆勾銷。
      他又摸了一下頭,轉身對我媽媽說:“阿文怎么還不回來?明天是禮拜天,要他陪我去老半齋!”
      “阿文”是他稱呼我爸爸的小名,老半齋是上海的一家老面鋪,做的鎮江肴肉很有名。這顯然又是他心頭的一筆債。
      媽媽抬頭看了看外公,平靜地說:“阿文回不來,被隔離了。”
      “什么?”外公沒聽明白。
      “隔離。說是有問題,關在單位里。”媽媽說。
      外公對于自己不知道這個消息有點生氣,“你婆婆在鄉下經常見面,為什么不告訴我?”
      “告訴你有什么用?”媽媽說。其實,我猜想祖母是曾經想告訴他的,但每次見到他都是這么一副樂滋滋的模樣,不知從何開口。
      “關在哪里?我明天去看他。”外公對媽媽說。
      “你不能去。”媽媽說。
      “我這么大年紀了,怕什么?”外公說。
      “你是地主,這也是他要交代的問題。”媽媽說。
      “那我就不去。”外公很干脆。
      第二天,他獨個兒步行去了老半齋。
      我想象著外公走在上海街道上的情景。
      街道對他既熟悉又陌生。
      他對街道,也是既熟悉又陌生。其實,上海的街道與他上次來,沒有太大區別,除了標語,其他都是舊的,而且越來越舊,一派不想作任何改變的固執模樣。
      但是相比起來,更固執的是他。人固執起來,什么也扭不過。
      由他,我想起一幅圖景。有一天全市的造反派不知慶祝什么,滿街人頭濟濟、鑼鼓喧天,我到靜安寺去修鞋,被鬧得頭昏腦脹。但是正在此刻,我被一個奇怪的形象吸引了。一位瘦瘦的老太太,七十多歲了吧,穿著一身緊身的老式法國時裝,頭戴一頂銀灰色軟帽,與身邊密密層層穿著寬大軍便裝的二十幾歲妙齡姑娘相比,她甚至說得上“風姿綽約”。她嚴格地按照紅綠燈過馬路,來到一家叫“西區老大房”的食品店,要一塊很便宜的鵝牌咖啡,又與服務員商量,在柜臺里找出一套匙碟,泡上。她站在沿街柜臺邊用小匙慢慢攪動咖啡的姿態,恰似在巴黎拉丁區。我驚恐地看了看四周,擔心她遭來麻煩,但是,她的旁若無人和至高年歲,使人們無法向她靠近。我想,外公去老半齋,一路也是這樣的吧?
      兩位老人使我懂得了一個道理:為什么周圍的厲詞惡語能傷害我們?因為我們與它們處于同一個語法系統之中。兩位老人呈現的是另一種語法,因此與周圍世界無法溝通,當然也很難造成傷害。
      
      二
      
      外公住在我家,親戚們都來看他,我又見到了長久未見的姨媽和表哥王益勝。
      姨媽臉色有點疲憊,但仍然精神抖擻,像是在忙著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益勝哥中學畢業后到閔行的上海電機廠做了工人,是模具翻砂工。我想這對于寄托了大半輩子企盼的姨媽來說,一定頗為失望。但是,當她得知我這些年來的經歷,心里也就平衡了。
      “不讀大學也好,益勝受不起你那么多苦。”她對我說。
      益勝哥魁梧奇偉,穿著一身顯然認真裁剪過的合身白衫褲,即便遠遠看去也非常吸引人的注意。但他今天好像與姨媽有什么疙瘩,姨媽一次次向他投去審視的目光,他一次次避過,故意與我講話。
      姨媽看了我一眼,笑笑,然后擺出把話挑明了的神情,正面詢問益勝哥:“中午沒去?”
      “去啦。”益勝哥回答。
      “沒去!”姨媽口氣硬了。
      “去啦!”益勝哥口氣也硬了,“沒找著。”
      “我遠遠跟在你后面,你根本沒進復興公園的門。”姨媽說。
      我大體能知道他們之間發生什么事了。聽前兩天來看外公的二舅舅說,姨媽現在一直張羅著為益勝哥找一個妻子,到處托人介紹,還強制性地安排了一個個約會的地點,益勝哥卻躲來躲去,愛理不理。
      “你跟著我?”益勝哥想對姨媽發火了,但一接觸到姨媽的目光就軟下來了。他看到事情已經攤開,便向我苦笑一下,說:“我媽想包辦我的婚事。”
      姨媽說:“那女孩我見過,比以前幾個都好,文化程度也高。”
      益勝哥嘲諷地說:“是啊,文化也太高了,我連她的名字都寫不來,這怎么談戀愛?”他笑著轉向我說:“放著珍珠寶貝的‘珍’字不用,用了一個西土瓦的甄,說也說不明白。后面一個字,是聲音的聲的繁體,去掉一個耳朵,換上一塊石頭……”
      我說:“甄磬,這兩個字還不算太生僻。”我突然產生怪想,問:“不會姓顏吧?”
      姨媽吃驚地回答:“正是姓顏,你認識?”
      我說:“不。我是覺得這三個字合在一起,發音上很像中國古代一位大書法家的名字。”我又把這個名字一字一字地讀了一遍。
      
       四
      
       外公對這些婆婆媽媽的談論不感興趣,走到陽臺上去了,但他聽到了顏真卿,立即轉身回來。看著屋里這些不太可能談論顏真卿的人他有點困惑,只得問我一句:“秋雨還在弄顏真卿?”
      他這個“弄”字用得太不妥當了。如果光說我在練顏真卿的字,說“弄”還很大氣,但屋子里其他人心中的“顏真卿”可是顏甄磬,一個女孩子。在我們家鄉,說到男女之間的關系,是萬不可動用這個“弄”宇的。
      我連忙向大家解釋外公的本義,然后回答外公:“還在練。”我小時候練顏真卿還是外公提議的,由他的提議,我向叔叔說起,于是有了購買《祭侄帖》的事。現在我為了紀念叔叔,一有空就磨墨練習《祭侄帖》。這些后事外公就不知道了,盡管他已聽說叔叔的不幸亡故。
      那天晚上,等姨媽、益勝哥他們一走,外公要我寫一頁顏體給他看看。
      當我才寫一行的時候外公就非常吃驚。等我寫完半頁,外公已在對我媽媽說:“秋雨已經寫得比我好了。”
      媽媽說:“他練這本帖子,是紀念叔叔,所以用心。”
      外公沒有追問叔叔和這本帖子的關系,只是在嘴里不斷念叨:“今后我不能寫了。真的,我現在一寫大字就手抖,以后都要讓秋雨寫……”
      我知道,他所說的寫字,是鄉人叫他寫墓碑。
      媽媽說:“年紀那么大了,真可以不寫了。但是,你最后還必須寫一塊,他叔叔的。”
      外公知道這事他不能推,我的祖母在鄉下也鄭重地托過他。
      外公一直害怕我叔叔,在叔叔面前總覺得自己是舊社會的落后人物,句句是錯。他為叔叔寫墓碑,一定抖抖索索,十分拘謹。當然,我也能想象叔叔在天之靈的驚異:自己的生命,竟由這位被自己一直看作“破產地主”的悖時親戚的筆,來封合。
      叔叔那塊墓碑,當時由于經濟原因,做得實在太小,外公又很不合宜地寫了“同志”二字,好像是他在山林茂草間悄悄地為這位屈死的晚輩平反昭雪。但我叔叔一生沒參加過任何黨派社團,從來不是誰的“同志”,而外公,也不存在以“同志”的名義為他平反昭雪的身份。由于每次見了這方墓碑總覺得有點滑稽,與悼念氣氛不合,在大地回春之日,我們重修叔叔陵墓,不得不換了一塊,這次是由我來恭敬書寫了。我們還特意把叔叔墓前的水泥平臺,一直鋪到不遠處的外公墓前。
      這是后話。
      
      五
      
      我在寫顏真卿受到外公表揚之后,來了興致,每天挖防空洞回家,都要在外公面前練毛筆字,請他指點。
      外公還是不斷地摸著光頭,聲聲稱贊。我聽得出,他的稱贊主要不是針對我的書法,而是在感嘆兒孫輩長大的迅速。因此,稱贊聲中夾帶著一點失落。
      “苦練一輩子,卻被自家兒孫一步超過!”他自我解嘲。我拿著蘸好墨的筆讓他寫幾個,他總是不肯。
      這種情景應該有點普遍性。很多年后,上海戲劇學院一位很有才華的青年女教師徐頻莉告訴我,她父親半輩子迷醉寫作,日日練筆,月月投稿,堅韌不拔,有一天拿出一本新到的《人民文學》雜志給正在歡蹦亂跳的少年徐頻莉看,說:“整天只知道玩,人家與你一樣的名字,文章都發表到《人民文學》了!”當徐頻莉怯生生地告訴父親,這正是自己的作文,老師推薦發表的,從此父親不再練筆,頃刻老去。
      記得我當時給徐頻莉講了一條美學原理:“滑稽比悲劇更殘酷。你讓本來充滿了悲劇感的父親突然感到了自身的滑稽。”
      我的字,倒是沒有對外公產生那么大的沖擊,但確實由于我,他握慣了筆桿的手更多地去撫摸頭頂了。
      其實當時我能握筆桿的時間也不多,天天握著鐵鍬挖防空洞。
      有時,工宣隊員和后來進校的軍宣隊員,也會來到挖防空洞的現場,大聲朝我們喊:“誰會寫毛筆字?”
      那年月,標語、布告、大字報每日不斷,會寫毛筆字的人總是不夠用。
      “不會寫!”我們大聲回答。
      工宣隊、軍宣隊看我們勞動那么辛苦,心想如果能寫毛筆字誰不想放下鐵鍬換毛筆輕松一會兒?因此估計我們確實不會寫,也就走了,另去找人。
      結果是,在那漫長的災難歲月,誰也沒有在大字報欄、標語欄里,欣賞過我那一筆來自顏真卿《祭侄帖》的不錯書法。對此,我想,從顏真卿到我叔叔,都會滿意。
      我們在勞動現場已經什么也不怕,就怕再來一個謝頂的某師傅或不謝頂的某戰士,要我們去寫字作文。
      正是怕啥來啥,那天,正這么想,一個軍宣隊員找到了我,自我介紹叫王政,但他叫我名字時的發音,卻很特別。
      王政從軍裝口袋里掏出一疊皺巴巴的紙頭,一邊翻一邊說:“周總理一號召,到處開始編教材、編字典,都來要人,這么小的學院,人都要光了。這張是朱端鈞,這張是張可,這張是柏彬,這張是王昆,這張是吳瑜瓏……對了,這張是你的,復旦大學,兄弟院校,不好拒絕。”
      我一看,是一張簡短的油印通知,落款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育革命組”,要我以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青年教師的身份,去參加一個魯迅教材的各校聯合編寫組,但把我名字的最后一個“雨”字寫成了“而”,怪不得剛才王政叫我,也奇奇怪怪,我聽了沒有反應過來。
      我嫌路遠,無法照顧家庭,反復推托。王政說,可以給我報銷一張公交月票。
      教材編寫組設在復旦大學的學生宿舍里,組長是華東師大的教師,副組長是復旦的教師,組內有一半是工農兵學員,按照當時的原則,他們也是領導。編寫任務其實很輕,工農兵學員們在為少年兒童出版社寫一些魯迅的小故事,用的筆名叫“石一歌”;各校來的教師在為工農兵學員注釋幾篇魯迅作品,再為他們寫一本通俗的魯迅生平,我分到廣州一段。魯迅在廣州只逗留了短短幾個月,寫起來很簡單。后來聽說還要為學員寫幾個與魯迅對立的人物的小傳,我選了胡適,從五十年代出版的幾本批判文集中摘抄了一些材料,但剛寫了一個開頭就覺得沒有意思,不想寫了。
      
       六
      
       周恩來總理指示上海高校文科復課,以魯迅作品為教材,這算是保存了一些可以與革命思潮并存的文學性。對此,周恩來總理是動了一番腦筋的。
      林彪事件后極左勢力受挫,周恩來力主大學復課,但毛澤東主席似乎只強調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沒有提到文科,這在當時就成了一件缺少“最高指示”的難事。但是,周恩來知道毛澤東推崇魯迅,又知道魯迅是真正的作家,因此在文科教材的問題上找到了一線活路,這便是他歷來處理人際關系、辦理外交事務的高明手法。為了謹慎,他覺得最好先做一些試驗,便在一次陪非洲外賓來上海時,指示上海的高校先試試看。誰知各校老師湊在一起,最難的不是別的,而是作為教學對象的工農兵學員的文化程度實在太低了。為了適合他們,編出來的東西至多只有初中水平,甚至僅止高小。我只花幾天時間就把所有要寫的文字都寫完了,空等著別人不知什么時候才寫出來,真覺得比挖防空洞還無聊。因此,成天在復旦校園里閑逛。
      復旦的校園當時倒是一片熱鬧,氣氛與上海戲劇學院很不一樣。
      復旦的熱鬧,與文化大革命的整體形勢有關。文化大革命,現在一般人總是粗粗地說是“十年浩劫”,其實按我的實際感受,應分成幾個階段,供今后的“文革”史家參考。“文革”的醞釀期大概有兩年,正式起步期是一九六五年,標志是“走資派”這個概念的確立以及姚文元開始批判吳晗;爆發期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六月,標志顯而易見;一九七一年是它的邏輯終點,標志是林彪事件;一九七六年是它的歷史終點,標志是毛澤東主席去世和“四人幫”的倒臺;一九七八年是它的思想終點,標志是十一屆三中全會。
      這里有好幾條容易被忽視的重要界限,譬如,一九七一年的邏輯終點。到那時,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行為主軸已經明顯地以失敗告終,以后的歲月,就是兩派在如何評價這個行為主軸的問題上反復搏斗了。周恩來、鄧小平顯然是要努力以實際工作來糾正它的錯誤,而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和后來的“兩個凡是”,則是反對這種糾正。
      我在復旦的一九七三年,曾經名震上海的復旦學生造反派已經失勢,大多數教師已經出來工作,有的在給工農兵學員上課,有的在編寫教材,我們住的學生宿舍十號樓就擠了十多個教材編寫組和翻譯組。有一些比較著名的教授與毛澤東主席有直接交往,更顯出一種舉手投足間的特殊派頭,這在其他高校很少見到。例如,寫《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劉大杰教授總是穿著呢料深色中山裝站在路邊與教師和工農兵學員聊天,手上拿著一支香煙,態度非常和藹。聊天時目光卻穿過圍著他的人圈,注視著路上來往的行人。過一會兒,一支香煙抽完了,要換一支,他會從中山裝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個紅顏色的牡丹牌煙盒來,拿到圍著他的人群前讓大家隨便取用。教師們都恭敬地搖手退讓,幾個工農兵學員卻會大方地各抽一支出來,并且劃著火柴為劉教授點上,再為別人和自己點,一根火柴能點四五個人。劉教授講湖南話,我幾次見到都隔著人群,聽不清他在講什么。后來聽說,毛澤東主席在一次推薦鄧小平先生重新出山的會議上要許世友將軍讀《紅樓夢》,全國上下都不解其中深意,更何況許將軍是一名和尚出身的粗獷武夫,與《紅樓夢》南轅北轍。正好劉大杰教授以前寫過一篇論《紅樓夢》的文章,復旦大學有關部門就印給工農兵學員閱讀,有些地方聞風還拿著這篇文章辦起了一個個學習班,大家都以為,既然劉大杰教授與毛澤東主席有交往,他的字里行間也許夾帶著某種毛主席沒有明言的隱秘。我翻閱過那篇文章,什么也沒有看出來,而且覺得劉教授對《紅樓夢》的見解并不精彩。我只嘆息,早知道毛澤東主席喜歡《紅樓夢》,我叔叔也不會挨斗自盡了,真是死得冤枉。
      與所有的高校一樣,復旦大學的領導也是工宣隊,其次是工農兵學員。當時上級對工農兵學員提出的要求是“上大學、管理大學、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聽說也有一批教授被“結合”到學校領導班子里邊去了,譬如在中文專業就有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郭紹虞教授和寫《修辭學發凡》的陳望道教授,其他系科有哪些教授被“結合”,就不太清楚了。但我想他們也只是擺設,不會有什么實權。
      我當時在復旦,唯一的也是最親密的朋友是外語系的翁義欽先生,他的太太與我家是小同鄉。翁先生的專業是俄語,當時中蘇關系已徹底破裂,我問他:“多年不用,沒荒廢吧?”他說:“即使在大批判最激烈的日子里,每天回家也必須瀆一篇托爾斯泰的原著。”
      我對復旦大學的教師們有一種很高的整體評價,而且經過幾十年之后直到今天,這種評價有增無減。他們的學術成就未必永遠勝過其他高校,但他們有一種不知如何形成的君子之風,即便在政治風雨中也默默固守著。例如,大學者章培恒先生在反胡風的斗爭中為了幫助朋友而受難,凡是我遇到的每一位復旦中文系的教師,說起他都豎大拇指,沒有人在背后說他一句壞話。復旦里邊當然也有善惡是非,卻很難聽到有哪幾個在社會上鬧得鬼頭鬼腦、腥膻滿天的人,居然是復旦教師。說實話,對有些高校,哪怕是更有名的,就難說了。
      我流落復旦的時間很短。翁義欽先生知道我家因爸爸的問題而陷入赤貧,怕我餓壞,每星期帶我到教師食堂去改善一次伙食。印象中,他總會給我點一個菠菜炒豬肝。此后二三天,我的精神就會好一些,但還是無所事事。
      我們這個高校聯合編寫組里摻進來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人,比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不便多問,他也獨來獨往,行跡匆匆。大家散步閑聊時見他過來,往往就停止說話。那天中午見他匆匆從校門外進來,我們點過頭正要讓路,他卻站下了,說:“我全見到他們了!”
      ‘
      “見到誰呀?”大家問。
      “工總司的司令們。他們的學習會,我給他們講魯迅,他們都叫我老師。”他說。
      “他們也聽魯迅?”大家奇怪極了。因為當時在一般大學教師眼里,“工總司”的司令們大多是沒有文化的混子。
      “他們還問我了,魯迅抽什么煙?”他說。
      我們等他說下去。
      “虧得我在一本回憶錄里讀到過,就立即告訴他們,青鳥牌。”他一笑,露出兩顆發出銅綠的金牙齒。
      他的神情使我一哆嗦,立即下了一個決心,從此不再理他。因為,我爸爸的災難,我全家的災難,都來自“工總司”。
      我走開后還是氣憤難平。當時年輕氣盛,總覺得應該治他一治,為他那“青鳥牌”。
      當天下午,根據我的謀劃,我與工農兵學員夏志明、鄧琴芳等幾位演了一出惡作劇。
      我先叫鄧琴芳故意啞著嗓子打一個電話進來,找他,說外地有人來咨詢重大課題,學校工宣隊鄭重推薦由他來接待和回答。
      “學校工宣隊怎么會知道我?”他顯然十分興奮。
      “可能是市里的工總司打了招呼。”鄧琴芳說。
      過了一會兒,夏志明戴了帽子、眼鏡和口罩,披了一件軍大衣出現在他面前。握了一下手,也不寒暄,從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張由我擬寫的紙條開始讀問題:
      “魯迅一共曾提到過五種狗,哈巴狗、叭兒狗、癩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請問,這五種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他—聽有點懵,嘴里嘀咕著:“哈巴狗、叭兒狗……”
      夏志明心太急,也許是怕露餡,又把我下面的問題一口氣讀了出來:“再請問,叭兒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兒子?還要問,是不是乏走狗實在走乏了,腿一軟成了落水狗?另一個問題是,癩皮狗的皮,今后還能不能做狗皮膏藥?……”
      這連珠炮似的荒誕問題使他眼睛睜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覺了。他站起來,圍著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兩聲。
      所有的人其實都在門外偷聽,這下就哄然大笑了。但他卻收住了干笑,沖著夏志明說:“這些問題,不是你想得出來的。”然后快速地掃了我一眼,氣鼓鼓地走了。
      我當時沒有預感,他會用多長的時間來報復我,只感到,連這種惡作劇也是無聊。
      哪兒都無聊,怎么都無聊,因此,只想天天回家與外公聊天。
       七
      
      那天回家,只有外公一個人在,他一見面就告訴我,姨媽和益勝昨天又來了,約我趕緊去他們家一次,商量點事。
      “大概什么事?”我問。
      “好像是益勝找對象的事,母子意見不合,找你評理。”外公說。
      “媽媽去哪里了?”我問。
      外公這才著急地告訴我:“啊呀你看我,忘了正事。你爸爸在單位的隔離室里生了病,她去看了。”
      我想,干脆先到姨媽家去,快點談完,然后順道去看爸爸。爸爸歷來病病歪歪,我不太在意。
      到姨媽家,他們兩人都在,見到我非常高興。姨媽給我倒了一杯茶,端出一盤瓜子,看了益勝哥一眼,就先發制人:“秋雨,你們是兄弟,你又是大學生,評評理……”
      一開始我有點不好意思當著益勝哥的面聽他的戀愛私事,但當我看到他投向我的誠懇求援目光,就認真聽下去了。
      原來,益勝哥對姨媽張羅介紹的一個個“對象”都避而不見,全是因為他心中已經有人,而姨媽,卻死活也不能接受這個人。姨媽不接受的第一個理由,是那位女子以前結過婚;第二個理由,是現在也沒有一個像模像樣的職業,只是一般的小裁縫。“她就住在對面,只隔了一條小弄堂,前后左右鄰居都知道,叫我怎么做人!”姨媽說。
      我看了一眼益勝哥,等他反駁。他只說:“媽說的都對,但人家人好。”
      我的立場立即無保留地站到了益勝哥一邊。
      立場一明確,心態也輕松了,我開起了益勝哥的玩笑:“只隔了一條小弄堂,窗對窗眉目傳情吧?”
      益勝哥老實地說:“還隔著好幾家。”
      姨媽說:“狐貍精自己招人,故意在窗口伸頭。”
      益勝哥說:“怎么是狐貍精?人家是正派人。”
      我還是對益勝哥開玩笑:“怪不得你的衣服穿得越來越有派頭了,以后請嫂子為我做一套……”
      “秋雨!”姨媽小聲阻止。
      我轉向姨媽,態度恭敬地說了一段話:“姨媽,你記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到江蘇太倉勞動過嗎?前些天我又去了一次,見到一對小夫妻,也是對著窗認識的,女的也是小裁縫……”
      姨媽很警惕:“是你編的吧?”
      我只管講下去:“其實那女的原先不是裁縫,是當地的一個錫劇演員,可漂亮了。一天她洗澡沒拉好窗簾,發現對窗有一個男子在偷看,就驚叫一聲。結果是,叫聲驚動了她的丈夫,對窗的男子是一個小學教師,立即被批斗。當地也在搞‘文革’,找不到敵人,正好把他說成是壞分子,站在街邊示眾。”
      在房舍狹窄的中國小鎮,這種故事很尋常,我曾看到一位老作家還拿這樣的故事寫過小說,但我當時給姨媽和益勝哥講的是真事。
      “這樣做也太過分了,她自己沒有拉好窗簾。”姨媽總是站在女方的對立面。
      “有意思的是后頭。”我說,“她覺得對不起這位小學老師,自己一聲驚叫給他帶來這么大的災難,就天天到造反派那里去說情,說是自己不好,沒拉窗簾。造反派說,沒拉窗簾也不能偷看,還是壞分子。她丈夫與造反派的觀點基本一樣,于是夫妻間就激烈爭吵起來。爭吵的結果是,她天天為那個被示眾的小學教師送水、打扇,成了鎮子里的一大景觀,遠近村莊也來圍觀。她丈夫覺得丟人現眼,一次次來打鬧拉拽,結果只得離婚。”
      “她應該與小學教師結婚!”益勝哥說。
      我說:“他們和你想的一樣。結婚前,她去與造反派論理,說這下他不算壞分子了吧?哪有偷看妻子洗澡成為壞分子的?造反派說:那時你們還沒有結婚,因此還是壞分子。”
      “這就好笑了,她結婚后還成了壞分子家屬?”益勝哥問。
      “是啊,”我說,“按照當地繞來繞去的土俗說法,她的身份全稱是:一個偷看過老婆洗澡的壞分子的臭老婆。”
      姨媽一聽也笑了。
      我繼續說:“結婚前,劇團的領導找她談話,說劇團正在精簡裁員,你成了壞分子家屬就很難留得住了,現在還來得及中止。她回答說,不能中止,裁吧。一裁,她自己倒是去做裁縫了。”
      “真的也是裁縫?”益勝哥驚喜。
      我點點頭,說:“幾次看到這對夫妻同出同人的背影,心想,我那在安徽自殺的叔叔如果當初遇到這么一個女朋友就好了。”
      說到叔叔,姨媽也嘆息了,“是啊,身邊有一只女人的手撐著,怎么也倒不下來。”
      “他們還戴著壞分子的帽子嗎?”益勝哥問。
      “誰也沒說摘過。但是現在好笑的不是他們,倒是那頂帽子了。他們戴著帽子漂漂亮亮走一路,連那帽子也成了裝點。”我說。
      益勝哥點頭。他突然轉向姨媽,說:“人家不單是裁縫,也離過婚!”
      姨媽不知如何回答,目光疑惑地看我一眼,知道她今天討來的救兵幫了倒忙。但我看得出來,她也有點被我說服。
      趁這個當口,我急忙告別,說爸爸生病了。
      姨媽、益勝哥怪我不早說,還關照,有什么要幫忙,叫他們。
      
      八
      
      趕到爸爸單位,說爸爸已送醫院。
      趕到醫院,說爸爸已送重危病房。
      趕到重危病房,不能進去。到護士辦公室,正見到媽媽神色慌張地站在那里,手上拿著好幾張病危通知。
      原來爸爸早就患有糖尿病,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天天沒日沒夜的折磨使他的病情迅速惡化。他一直集中精力關注著自己的政治災難,沒有太在意病情,這是經歷過那段歲月的人們都能理解的。好像突然間誰也不再關心自己的身體,關心了就是“活命哲學”,像叛徒、漢奸一樣可恥。
      人的身體在災難中最經打熬,他居然都一次次硬挺過來了。后來不斷地關關放放,像是在與他的生命底線進行著一場拉鋸戰。我幾次回家見到床邊有酒精燈、試管等最簡陋的化驗設備,媽媽說,爸爸每次回來都要在自己的尿液中測試胰島素,他的血糖指數實在太高。
      這次,他又突然并發急性肝炎。醫生說,這兩種病正好矛盾,無法治療。
      媽媽不相信糖尿病加肝炎就是死亡,剛才請一位護士帶領,去找了醫院領導,詢問能不能再轉個醫院試試,或者找別的醫院的醫生來會診。
      醫院的領導說,轉院和會診都需要所在單位批準。醫院已與爸爸單位聯系過,單位說爸爸是審查對象,近期內沒有解決問題的可能。又說,如果醫院自己愿意轉院和會診,并承擔全部政治責任,單位也不反對。醫院說,單位這樣說,就是婉轉地表示反對,醫院毫無辦法。
      接待媽媽的那位醫院領導人最后還說了一句:“我聽說劉少奇最后也死于糖尿病和肝炎并發。”這句話說得很殘酷,媽媽聽了不知所措。
      我攙著媽媽回家,路上聽媽媽反復講著一句話:“劉少奇的家屬全被關起來了,沒辦法。我們還沒有關,死馬當作活馬醫,分頭活動!”
      
       九
      
      什么單位能夠說服爸爸的單位和醫院呢?我突然想到了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工宣隊領導,一位態度和氣的煉鋼工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姓,還在食堂排隊買飯時與他聊過天。他也許能夠幫我一把,給我爸爸的單位或醫院打個電話,發一封蓋有公章的短信,勸他們允許為我垂危的爸爸作一次會診?這樣做就要讓我冒充復旦大學的教師了,但是我想為了救人一命,那位煉鋼工人沒有斷然拒絕的理由。
      第二天一早趕到復旦,在中文系辦公室沒有找到他。系里的工作人員說,他在學生宿舍幾號樓還有一個小辦公室。到了那個學生宿舍一打聽,他的小辦公室在樓梯下的小間里,可能原來是儲藏室或清潔工人的休息處。一個系里的領導人愿意落腳于學生宿舍的前沿,我的印象很好。
      他見到我很客氣,一再叫我“小袁同志”。
      我把爸爸的情況一說,他滿臉同情。但當我說到爸爸還處于審查狀態,單位沒有同意轉院和會診,他的臉色變了。
      等我說完,他笑了一下,說:“你說的一切我都聽明白了,但這事你還是應該找自己所在的單位。在我的印象中,你是戲曲學院的?”
      我說:“不,是戲劇學院。”
      因時間緊迫,我來不及向他道謝,轉身就走了。
      
      十
      
       當然是馬上去戲劇學院。先在復旦門口乘一路有軌電車,到虹口,再轉二十一路無軌電車,到靜安寺,然后跑步到學院。到了革委會辦公室,沒什么人,一打聽,工宣隊回廠辦學習班,軍宣隊回部隊集訓去了,一個星期以后才會回來。
      我只能驚慌失措地去找盛鐘健老師。盛老師當時住在一個無水、無廁所的小閣樓上,聽我一說他也急了。他說,他立即會到醫院去看我爸爸,但他自己“文革”以來一再成為沖擊對象,正準備調回浙江老家工作,在學院工宣隊里只有一個朋友,姓王,可以拉上一起去看爸爸,但那人是最普通的工宣隊員,不能代表單位說什么話。
      盛老師把我送下樓梯時又說:“即使戲劇學院同意以單位名義去勸說人家會診,人家一定不會理睬,因為這不是病人的本單位。要使勸說有效,還得找高一點的單位。我聽復旦的同學說,現在你們這么多教材編寫組都屬于市里的寫作組系統領導,你認識市里寫作組的人嗎?”
      我說:“原來認識一個胡錫濤,但他已不在上海。只見過一位徐先生,在徐企平老師家一起吃過一頓飯,再也沒有聯系過。”
      盛老師說:“可以問問你們教材編寫組的小高,他也是我的同學。他可能認識那里的人多一點。”
      那末,我還要向復旦大學趕去。仍然是奔跑到靜安寺乘二十一路無軌電車,再在虹口換一路有軌電車。
      盛老師建議我去尋找的“寫作組系統”,現在的讀者一定不會知道是什么東西了,因此需要作一點說明。“文革”期間,中央的很多頂級領導機構都縮小形體叫成了“組”,例如“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等等,上行下效,各級黨政部門都紛紛叫“組”了。上海市的政府行政管理系統,也變成了“農業組”、“工業組”、“政法組”、“商業組”、“財貿組”之類,其實都是市一級的局,或委員會。“寫作組”與這些組并列,管轄權限相當于現在的市委宣傳部、教育衛生委員會、社會科學院、社聯、文聯、作協,十分龐大。這種行政結構很不正常,卻是當時的現實。當然,不叫“宣傳組”、“文教組”而叫“寫作組”也可能有一點紀念的意思,因為它的領導成員中有幾個人恰恰參加過“文革”初期那個專寫大批判文章的寫作組。后人很容易把這兩個“寫作組”搞混淆了,把一個很大的行政管理系統錯當成了一個寫文章的小組,這就鬧了笑話。
      我在一九六八年冬天見到的胡錫濤先生,便是“文革”初期那個寫作組的成員,徐企平老師想通過他來救我的父親,沒有成功。現在盛鐘健老師建議我去尋找“寫作組系統”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實際上是去尋找當時既管得了高校,也管得了醫院的領導部門。我們在復旦的教材編寫組當然也屬于這個部門管轄,但我怎么能找到其中有權力向醫院發話的人呢?
      爸爸已經非常危急,而我現在去復旦,只是去找一個有可能認識那個領導部門的某個人的人!即便通過小高找到了“某個人”,他有沒有可能通達有權向醫院發話的人?那個人又會不會發話?
      根據這兩天的經驗,我知道幾乎不會有希望。
      因此,在擁擠不堪的電車上我感到非常辛酸,心想爸爸真要死了嗎?整整六年,他天天等待,不是等待洗刷誣陷,只想等待一個稍稍寬容的說法,譬如,說他的問題不屬于敵我矛盾,不影響子女的前途,這就夠了。但死亡已臨,他沒有等到。
      
      十一
      
      到復旦后便向學生宿舍飛奔,到編寫組一看,幸好,小高還在。我把情況一說,他便同情地搖頭,“寫作組根本不會管這種事,他們怕麻煩。”
      我說:“這對我家,可是性命交關的大事。我在上海戲劇學院一位老師家里,曾和寫作組一位姓徐的先生一起吃過飯,他會有印象。我現在如果求他,他會不會幫忙?”
      小高說:“他啊,我想不會。”說完笑笑。
      我對小高說,能不能告訴我徐先生所在辦公室的電話。小高爽快地說:“可以,我翻翻看。”
      他在通訊錄上找到了那個號碼,我打過去,徐先生不在,接電話的是姚先生。我也不管了,逮住姚先生就把爸爸的情況說了一通,表示我實在走投無路了。我在焦急地說這些話的時候忽然想到對方是一個陌生人,不禁悲從中來。姚先生在電話中聽到我的聲音有異,就不斷重復地說:“堅強些,堅強些,你堅強些……”
      雖然毫無用處,但“堅強些”三個字還是提醒了我。我不想讓房間里的各校教師看到我流淚,擱下電話后沒有立即轉過身來,快速地用手帕擦了一下,裝著在想什么問題,低著頭平平心氣,然后再回頭。一回頭就看到大家都看著我,剛才我在電話里述說的內容和聲調,他們都聽到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通過哪個單位去懇求會診,這個辦法太纏繞,也沒有實效。事情既然已經這樣危急,不如自己找醫生。
      我說,爸爸是急性傳染病,不允許自己出來找醫生;不經過醫院同意,其他醫生也進不去。
      后來不知誰說了句:“拿出你爸爸的病歷來,找胡寄南先生!”
      
       十二
      
       胡寄南先生是復旦中文系的古典文學教師,兼通醫學,是一位業余的現代儒醫。據說有些絕招,經常半夜里被接到機場,到北京為領導人看病。
      我在校園里見過他,已經很老,瘦瘦的,裹著一件嶄新的軍大衣,坐在別人的腳踏車后架上,疾馳而過。
      我想,他那件嶄新的軍大衣一定是看好了某個軍隊首長的病之后所得到的報酬,此刻疾馳而過,一定是哪個系又有了危急病人。
      后來我又看到過兩次,同樣是軍大衣、腳踏車,同樣是疾馳而過。
      我說,爸爸的病歷可能拿不到。大家說,其實胡寄南先生也不在乎病歷,只在乎自己按脈。現在既然病人出不來,你就把病情說清楚,請他開個方子。
      在我們認識的人中,與胡寄南先生關系最好的可能是吳歡章先生。吳歡章先生原來是這個教材編寫組的副組長,但不久前已經離開,去管外國留學生的工作了。
      事不宜遲,我問清了吳歡章先生家的地址,立即沖了出去。
      敲開門,吳歡章先生見是我,真誠地表示歡迎。但是,就在幾秒鐘時間里,我看到他臉上的表情變了,因為他發現了我臉上的表情。
      一種無從掩飾的悲痛和焦灼,能夠立即被一雙善良的眼睛感受到。吳歡章先生跨前一步握住我的雙臂,急促地問:“小余,怎么啦?發生了什么事?”
      聽我說完,他拉我坐下,一邊說著“別急”,一邊卻著急地搓著手,想對我作一點什么安慰。
      他想起了什么,走到一個極小的廚房里去了。這時我才匆忙地打量了一下,發現他只有一間房子,書房和臥室合在一起,壁上有滿滿的書架。他端著一個小碗出來了,里邊盛了大半碗桂圓湯,這當然是他的妻子慧娟為他\x9F醯摹!爸皇O掄庖恍┝耍\xAC你喝了吧,別急,別急,我馬上帶你去找胡寄南先生。”
      我把那半碗桂圓湯一飲而盡,然后就跟他出了門。
      胡寄南先生的家比吳歡章先生的家寬敞多了,看得出來,他們確實很友好。
      吳歡章先生把我說成是他的好朋友,請胡寄南先生破例,在沒有按脈、沒見病歷的情況下開個方子。
      胡寄南先生看了我一眼,用響亮卻略帶干澀的聲音說:“這個例,什么人也不能破。不見病人,怎么開方?但是不要緊,今天先聽我說幾句,過一個時期好一點,再來不遲,我不怕傳染。不僅把脈重要,觀看臉色、眼睛、舌苔也重要,到時候再開方子。”
      我不斷恭敬地點頭,吳歡章先生也陪著我頻頻點頭。
      點完頭,胡寄南先生的話也停了。我用眼睛等待著他的指示。
      “記住,你父親的病情,主要是濕,不是潮濕的濕,是中醫里的那個濕,屬于陰邪。字是一個字,意義不同,可看《素問》。你父親,為了去濕,要多吃一種東西,不吃一種東西。” “多吃一種什么?”我急急地問。 “炒豆子”。胡先生說。 “什么?”我又問了一遍。 “炒豆子。就是把干的蠶豆炒了,不要油炸,只是炒。這種豆子,最能吸濕。” 我看了吳歡章先生一眼。 我發現,吳歡章先生也驚恐地看著我。 “絕不能吃一種東西,那種東西最濕。”胡寄南先生繼續說。 “絕不能吃什么?”我問。 “蘋果。記住了,不能吃蘋果,、g口不是好東西。”胡先生說。 離開胡寄南先生家后,吳歡章先生對我說:“這不行,還得另外想辦法……” 看來爸爸是沒救了。 這事倒是怪不得胡寄南先生,他一沒有看到病人,二沒有看到病歷,豈能亂開藥方?
      
      十三
      
       我從胡寄南先生家里出來后,又趕到醫院,醫生已經停止一切醫療措施,爸爸也被移到了太平間隔壁的一間房子里,那里沒有醫療設備。
      人的生命非常神奇,有時看來只是游絲一顫了,但只要不斷,還有可能變成千條纜索;有時看來只剩殘息半口了,但只要挺過,還有可能吞吐雷霆虹霓。爸爸在臨終昏迷中飛蕩出來的一縷魂痕到隔壁的太平間盤旋幾圈后沒有降落,居然又從門縫底下鉆了出來,輕輕地找回了軀體。
      
      使他得救的奇跡,與一位中醫師的邊緣性實驗有關。這位中醫師好像叫姚鴻光(也可能我記憶有誤,請原諒),決心要找幾個被西醫作了死亡判定的病人,用中醫拉回到重生的邊緣。對爸爸這么一個極端性病例,連姚醫生也只是姑妄一試,但他成功了。
      爸爸這次復生,除了姚醫生外,還有意志的力量。
      爸爸的求生意志主要是放不下家人。
      但是,我們差點把他放下了。這事給了我很大的刺激。
      我來回奔波毫無效果,除了很多人見死不救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復旦離家太遠。我把大半時間,都耗在路上了。
      爸爸病情還不穩定,媽媽身體也不好,我必須逃回市區,逃回學院。但到學院一看,全都準備著到安徽“開門辦學”,我如果回來也得去,更照顧不著父母。這時,正好寫作組那位曾在電話里勸我“堅強些”的老姚要我和小高一起去編一份魯迅資料,我想只要不去復旦,在市區做什么都成,沒想到魯迅資料一條沒編,就遇到了奇怪的《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的一本文藝雜志,由寫作組的一位陳女士實際主管,傾向極左,質量不高,但還是給氣勢洶洶的“工總司”抓住了尾巴。先說是其中一篇小說影射“工總司”,又說有一位作者署名“林正義”是為林彪翻案(其實這是作者的本名),揚言要來“踏平”編輯部。這事牽動上層,明暗斡旋,惡惡相咬,卻把寫作組嚇了個半死。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在極度惶恐中主張脫鉤,陳女士很不情愿,卻離開上海“養病”去了。“工總司”的司令王洪文當時已是黨中央副主席,他的左膀右臂都成了上海市委的重要領導,誰見了這個陣勢都會害怕。
      這里就出現了一件對我很不仗義的事情。朱、王等人為了脫鉤,便想找一個寫作組之外的年輕人去作脫鉤過渡,心急火燎之中竟順手逮住了我,卻不向我講清全部危險背景,只說是“工總司”一批人在搗蛋。當時“工總司”早已撐開架子叫成許多別的名字,例如“文攻武衛指揮部”、“總工會”等等,但大家還是習慣地統稱他們為“工總司”。我當然也預感到這事比較兇險,但對一個設想中的情景非常好奇,想親自觀看一下:如果請那位叫做林正義的作者回家拿出戶口簿,再到公安局找出自己的早年登記,一起放在那些沖擊者面前,他們會是什么表情?難道還要沖擊下去嗎?按我的經驗,上海戲劇學院的造反派再不講理,遇到這樣的物證也會轟然退兵。我覺得只要把這個起點性的事實攤開來,“工總司”一定會很尷尬。這么一想,便與一位姓許的青年工人一起去了。我們的身份很含混,好像是為那位陳女士做點聯絡工作的,但我們根本不知道陳女士在哪里,只知道“工總司”要來砸,寫作組要脫鉤,編輯部要維持。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沒想到根本見不著“工總司”的人,只見他們的大字報貼得像進了一個帳子鋪,密密層層,上面全寫著“踏平”、“砸爛”、“搗毀”、“火燒”等等恐怖字句,黑森森的大字上劃著一個個血紅的驚嘆號。
      整整三個月,編輯部在兩位老編輯的領導下還在繼續工作,我則在編輯部外面一間屋子里,頂著拂臉的大字報辦創作講習班,講授小說和獨幕劇的寫作技法,一班接一班,每天把人塞得嚴嚴實實,就像人肉盾牌,提防著”2E總司”。說實話,那三個月,只要聽到比較密集的樓梯響,我都會出一身冷汗。三個月后“工總司”斗爭矛頭別移,風聲過去,陳女士回來重新視事,只說這幾個月雜志出得“勿靈光”(上海話“不好”),朱、王也沒說一聲感謝,就完了。后來我突然聽說,這件事不僅王洪文親自發了話,在上海的市委所有領導都有批示,全都嚴詞批判這個雜志,“工總司”如果真來“踏平”,具有充分理由,但寫作組居然全都瞞著我!
      不錯,當時的寫作組,在”212總司”面前是一個“朝不保夕”的弱者,但他們怎么能夠把自身災難悄悄地轉押到一個年輕人身上呢?對此我怒不可遏,前去責問。朱永嘉說:“你年輕,怕你知道了緊張。”王知常說:“人啊,知道越少越安全。”我聽了,轉身就走。
      事后我想,我在這一事件中極有可能成為可憐的犧牲品,這些人到時候連自己也保不住,對我當然棄之如草芥,誰也不會來幫助我。但我,恰恰又連帶著至今還背負一系列罪名的爸爸,后果必然十分嚴重。已經掙扎了多年的全家,還怎么活?
      像朱永嘉、王知常這樣原先在本質上未必壞的歷史學家,由于搭乘了一兩個極端主義政治冒險家的風火戰車,真是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走窄了。
      后來,當他們終于遇到大麻煩的時候,我倒是沒有落井下石。甚至,當大批真正的寫作組成員竭力把問題講得無比嚴重以求將功補過的時候,我這個曾經受到他們愚弄的人卻堅持認為,寫作組是一個編人政府序列的行政管理系統,而不是什么陰謀集團。它的問題,不會比當時政府機構里的其他“組”更大,肯定比“政法組”小得多,在文化領域,則沒有專橫的“工宣隊”和驕寵的“樣板團”嚴重,盡管“工宣隊”和“樣板團”在“四人幫”倒臺后一直奇怪地沒有成為批評的焦點。我還不避嫌疑,在《家住龍華》等文章中公開悼念被分配進寫作組系統的知識分子,認為好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好人。
      我知道“文革”十年間不管是早期的寫作組還是后來的寫作組系統都有過比較神氣的歲月,但我都沒有遇到。徐企平老師、盛鐘健老師等人曾經一再試圖借取它的一絲須蔓,來拔救我的陷于大難的全家,也沒有做到。我遇到的,恰恰是“工總司”拿著尚方寶劍刺在它喉口的那幾個最可憐的月份,它卻很不仁義地把我的軀體塞在劍刃邊上。當劍頭稍稍松開,我就走了。但是,后來環顧四周,只有我在為它講幾句公道話,盡管我那么不喜歡它。
      《朝霞》事件后不久,我就生了肝炎。是爸爸傳染給我的嗎?有可能。
      病情稍緩的時候,我在半隔離狀態下寫過一篇考證魯迅佚文真偽的文章,消磨了一天時間。后來聽說帶頭占領上海作家協會的工人造反派作家胡萬春因兩性關系問題被押解回工廠,心里有點暗喜,小高也討厭這些工人造反派,興奮地寫了篇《走出彼得堡》來影射,認為工人作家的崗位在工廠,本不該到作家協會來作威作福。我覺得把胡萬春比作躲進彼得堡的工人作家高爾基就太高了,便拿過來改了幾句。胡萬春當初用整版篇幅批判巴金先生,使得巴金先生和夫人蕭珊女士不得不互相把報紙藏來藏去不讓對方看到的情景,還在眼前。天道總有報應。
      為此,我還到武康路巴金先生家里去了二次,以為胡萬春事件的發生會使他的處境好一點。但是,李小林告訴我,張春橋最近作了一個措辭殘酷的批示,說:“對巴金,不槍斃就是落實政策。”張春橋當時在北京正得勢。
      現代青年可能不太懂得“落實政策”這樣的話了,如果翻譯一下應該是:“對巴金,不槍斃就是寬大。”他把一個溫和的作家放到了死刑犯的邊緣,語氣中充滿了血腥。
      巴金的處境是一個文化信號。我聽了李小林的話,心情和身體一樣疲憊不堪。
      病情終于越來越重了,只得住院,然后在極左風聲又一次突緊之時,逃離上海。
      
       十四
      
       從亂七八糟、無情無義的世界中逃到奉化半山腰的一所廢棄老屋里,想念著隔了一道山的家鄉。
      我有病,不能照顧祖母;祖母年邁,也不能照顧我。我只能躲在山這邊,一心祝她再長壽一點,等浩劫過去,我立即把她接回上海。
      其實,這個時候,家鄉正在發生一件真正的傷心事,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姨媽和益勝哥在我那次談話后,關系融洽了一點,姨媽也去偷偷看過益勝哥的那位戀人。
      我因爸爸的病和自己的病,沒有時間再去拜訪他們。但是,姨媽的生活圈子太壞了,那個集中了上海小市民刁鉆齷齪思維方式的群落,只三言兩語就挑動起了姨媽心底原來就有的虛榮、霸道和機謀,使事情立即走向惡化。
      那個生活圈子,以中年婦女和老年婦女居多,其中還夾著幾個老年男子,多數還是我們家的遠房親戚,竟然快速地織成了一張龐大的羅網,想方設法去搜捕并拆散益勝哥和他的女友。
      這種圈子,歷來存在,但“文革”一來,社會失序,百業蕭條,世態無聊,他們就更張狂了。
      益勝哥斗不過這些“長輩”,又生了病,便決定離開上海,回家鄉養病。
      其實,這個家鄉對他是陌生的。我小時候看到姨媽回鄉探親時背后跟著一個聽不懂一句鄉下方言的上海男孩,就是他,他與家鄉的關系只不過如此而已。現在他要“回去”,真是走投無路了。
      我后來總隱隱覺得,他多少受了我給他講的那個小鎮愛情故事的影響。他實在厭煩了上海,希望有一天像那對夫妻那樣能在家鄉小鎮間成家,正好妻子也做裁縫,兩人每天在小河邊進進出出。
      當然,他希望姨媽也能回去,擺脫那群無事生非的小市民,與他的女友成為一對關系親密的婆媳。
      他是一個孝子,知道母親為了自己而不再嫁人的苦心。母親的決定,對他有一種至高無上的力量,這也正是他陷入悲劇的重要原因。
      他的至孝,寵壞了姨媽。
      但他現在,只得與女友分離,與母親分離,與外公和小舅舅住在一起,過著貧苦又充滿思念的生活。
      ——終于,上海那個小市民圈子的邪惡發展到了極點,那天,他收到了一個“遠房親戚”寫來的信,信上說,他母親由于他錯誤的婚姻選擇,昨夜上吊自殺,幸虧吊繩滑落,現正在醫院搶救!
      忠厚的益勝哥完全沒有能力來面對這種“危機”,更不可能分辨信中消息的真假。他只有一個念頭:“母親死還不如我死”。當天服毒自盡。
      他偉岸的遺體躺在外公家的門庭里。四方鄉鄰都來圍觀,卻沒有一個人知道他自殺的原因。
      小舅舅十分悲痛,處理著全部喪事。外公失神落魄,臉無人色,張大眼睛看著門庭里的人群,不知言動。
      突然,他上前一步,淚如雨下,因為他看到了從高地地趕過來的我的祖母!
      我祖母平生從來沒有到過外公家,雖然離得那么近。她畏懼過、探詢過、救助過這個門庭,但正因為如此,她就不知道該怎么來跨進這一步。誰知,在八十多歲的時候跨進來了,為了益勝哥。
      她記得當年朱家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嫁人,一個嫁到了富貴的王家,一個嫁到了貧困的余家。她還知道,其實兩家都苦不堪言,而嫁到王家的大女兒,卻一直在暗暗地崇拜和仿效著自己:咬牙不再嫁人,把孩子拉扯大……眼前,就是這個孩子。
      祖母哭了,聲音不大,淚滴很大。這是二舅舅后來告訴我的。我長這么大,從來沒見到祖母哭過。連這次,也是聽說。
      祖母哭完,向外公道別,由我二舅舅攙扶,一步步走回高地地。半華里,當年我媽媽下嫁余家的路,我祖母心中量過無數遍的路。
      
       十五
      
      我知道這件事后,悔恨不迭。我很清楚,在講過那個小鎮愛情故事之后,如果能再找益勝哥多談幾次,哪怕,多談一次、兩次,他也不至于走這條路。
      他會聽我。
      而且,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把姨媽勸說過來。因為只有我,能夠破解上海小市民的那些邪惡套路。
      但是,現在說這一些都為時已晚。
      我那時還蜷縮在奉化半山,讀著一堆堆古籍。讀累時會到窗口呼吸新鮮空氣,卻不知道從西北方向的山巒間飄來的云氣中,有我親人的淚痕。
      鄉親們后來告訴我,吳石嶺北坡的墳地間最常出現的是一位上海老婦,過一些時候都要在一個新墳前悲泣半天,她大半時間已住在鄉間。
      當然,這是我的姨媽。
      終于,背后有兩只手扶住了她,輕輕地叫一聲:“媽,回去吧!”
      這便是益勝哥的戀人,那位“小裁縫”。
      ——寫到這里我還是沒有忍住眼淚。對不起,我沒有在你最困難的時候幫助你,我的偉岸而老實的益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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