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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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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生是由許多小選擇組成的,但也會遇到大選擇。
    小選擇和大選擇的區別,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體量和影響。
    一只關在籠子里的天鵝在世界美禽大賽中得了金獎,偶爾放飛時卻被無知的獵人射殺,這兩件事都夠大,但對這只天鵝來說,都不是它自己的選擇。相反,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殺后哀鳴聲聲、絕食而死,則是大選擇。
    回想起來,我以前不管是經歷災難,還是獲得榮譽,也都是被動的,并不是我的選擇。我的種種表現,只是大被動之下的小選擇,很多人也會這么做,而且并沒有突破我已經形成的人格定勢。
    真正的人生大選擇,是一種缺少參照坐標的自我挑戰。
    這實在很難。
    缺少參照坐標,也就是缺少解釋話語,不僅不能被周圍理解,也不能被昨天的自己理解。因此,一般人只作小選擇,拒絕大選擇,包括以前的我。
    然而,我有幸遇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型期,環顧四周,產生了一些特殊的勇氣。

    我的大選擇發生在四十歲之后,發生在看起來“運程亨通”的年月,發生在人們的意料之外。
    因此,也只有從這個時候開始,我的人生才真正有了一點比較主動的哲學意義。

    2
    在我國的行政生態中,一個人擔任了高等學校的校長,他的首要身份不再是一個學者、教育家,而是一個級別不低的領導干部。高校領導干部的級別,除了極少數例外,都是相同的,與學校大小無關。而且,這個級別可以隨時轉換成高校之外的職務,全國通用。
    這還不算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任職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這恰恰是中國官場的一個全面騰躍期,類似的時期在歷史上很難找到。
    原因是,“文革”阻斷了原先的行政擢升規程,以造反派和工宣隊為選拔主體,而他們又不能沿用于十年之后。因此“文革”結束后只能全面恢復老干部的職位,由他們重掌帥印。但他們畢竟已經老邁,體力漸漸不支,而且在知識結構上也難以應付新時期的發展需要,忙碌幾年后不得不集體退居二線,一大批重要的職位都空了出來,等待成群的年輕人去填補。由于高層職位的空缺程度比低層職位還要嚴重,所以當時干部提拔的速度非常驚人。一位大學畢業生在短短幾年之內成為市長、省長都是有可能的,與現在大批干部擁塞在臺階上慢慢熬上幾年才挪上半級的情景完全不同。在當時,一個比較年輕的知識分子干部如果進入廳(局)級,那就更是進入了擢升的快車道,什么奇跡都有可能發生。這是歷史的大轉折所帶來的巨大機會,正巧被我遇上了。
    除了這個時間上的因素之外,還有地域上的因素。歷史的指揮棒常常會在一個時期內頻頻指向某些地域,例如在戰爭年代,大批將軍總是集中涌現于少數幾個地方。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我所在的上海,肯定已經成了這樣的地域。
    總之,由于種種原因,我在當時幾乎天天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仕途”突然變得非常平整和開闊。總有那么多上級機構一次次來考查,而每一次考查的結果都一樣“非常滿意,準備挑更重的擔子。”照理,考查的結果是不應該告訴本人的,但是,這種保密的程度,取決于考查的性質是正面還是負面。如果是正面的,下來考查的干部對被考查者沒有太大防范,兩方面級別相近,今后很可能是被考查者更高,考查者也樂得略略表功,因此保密程度就大大減弱。
    上海市委一位組織部門的負責人和國家文化部一位人事部門的負責人在考查之后悄悄告訴我,廳局級干部再往上升,“硬件障礙”是年齡和文憑,“軟件障礙”是人緣和能力,我都不存在。在年齡上,我雖已四十出頭,卻還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正職負責人,文憑當然更不成問題。人緣已由民意測驗證明,他們一次次來考查的是能力,順便了解一下是否有太多的私心。據說,結果比他們預計的還要好得多。
    “注意:身體,今后有你忙的了。”這是他們對我的共同告別語。
    第二句共同的告別語是:“盡快物色上海戲劇學院的接班人。”
    不久,美國一家華人報紙和香港《明報》都刊登消息,我將在北京或上海出任重要的職位。
    事情終于越來越緊迫了,我必須作出一個決斷。

    北京大雅寶的空軍招待所里,我被一個領導部門的官員約談。有兩個顯赫的職位可供選擇,我委婉的拒絕使他產生誤會,以為我只是不想再接受與文化相關的職務。他略作遲疑便提出了另一番建議,并且很知心地首肯我剛才的拒絕,認為在官場升遷的大盤子上,文化方面的職位近似于“盲腸”,最容易導致邊緣化滯塞。當我告訴他,我連文化之外的職位也不想擔任,他沉默了。他憑經驗判斷我還有更加深沉的要求,便很老練地不再談下去。而我,實際上并沒有這種要求,卻必須花時間把思路理清,再找一個有說服力的表述方式。
    我知道不管哪一個表述方式都不會有說服力,因為當時全國幾乎還找不出一個這樣級別的官員在無緣無故、無病無災的情況下徹底辭職的先例。在中國,沒有先例就沒有說服力。 但是,我必須先說服自己。因此,需要好好想一想。

    3
    想的地方,是離家不遠的龍華寺。
    那些日子,上午在學院處理好一天的工作,吃過中飯就對幾位副院長和辦公室主任說,我要回家寫點東西,便提早走了。至于寫什么東西,那是不必給他們說的,這就是做院長和副院長的區別。如果是副院長,少不了要告訴院長自己回家要去寫什么,帶有一點“請假”的性質。正是這種細節性的差異,我想,我是只能做師長而不能做副軍長的,或者說小一點,是只能做村長而不能做副鄉長的。
    半天時間能寫什么東西?我全去了龍華寺。一天又一天,斷斷續續去了好幾個月。
    廟宇對我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親切,估計前世必是佛家中人。回想我出生之時,外寇方逐,內戰已熾,民生凋敝,土匪橫行,鄉間能夠維持最終精神底線的,只有佛教。我的祖母和她的老姐妹們,是一個立足災難的信仰者群體,她們并不能讀懂佛經,卻處處行善,天天互助,心態平和,遇事無懼。
    現在我重進廟宇,聞著從小就熟悉的香燭氣味,霎時剝去了從鄉間小廟到龍華寺之間的種種加入,發覺自己原來沒走多遠,繞了幾步又回來了。
    朝拜完大雄寶殿往南,不遠處有一條小小的橫路向西,穿過一個門,就可看到一片茂密的樹木,這便是當時被稱作“龍華公園’’的所在了。龍華素以桃花聞名遠近,這個公園是欣賞桃花的好地方,但在幾十年前,卻是刑場,很多革命者在這里被殺,包括一些年輕的革命作家。記得魯迅曾在一封書信里告訴日本朋友,龍華是看桃花的好地方,但他決不會去看,因為自己的很多青年朋友死在那里。
    那天我坐在一把長椅上。這把長椅藏在樹叢里邊,對著一個雜草眾生的小池塘。我想,坐在這佛寺和刑場間的最大好處,是能夠讓一些問題超越種種世俗的坐標、現實的迷誤、自欺的借口,直問簡單的真實。那就自問一句:如果我要放棄仕途,將會尋找一個什么樣的理由來說服自己?
    做官的好處有兩點,一是受人尊重,二是能夠有效地在公共事務中實現自己的良好意愿。這兩點加在一起,能夠產生很大的優越感,使生命獲得某種滿足。這便是很多好人也想做官的原因。但是,這種優越感中包含著很多虛假的成分,已經被我觸摸到了。
    說起尊重,在全院三次民意測驗都首選我的時候,還是真實
    和純凈的,但當任命一下,性質就變了。以前的尊重,已經被這個任命收納、化解、了斷,以后的尊重,主要是投向這個職位了。我曾經努力地想模糊此間的區別,但只要稍加留意,什么也模糊不了。
    例如,我陳述著一個又一個的觀點,屬下的干部和教師都頻頻點頭,在很長時間內我以為是完成了一次次“精神對接”,但后來有大量的細微末節告訴我,大家主要是出于行政服從,而不是觀念皈依。這個行政職位,以前很多人做過,以后還有很多人做,我與他們不同的,是我的觀念,但大家服從的主要是職位,那么,我的意義何在呢?再進一步想,如果大家皈依了我的辦學觀念,這個觀念也并不是我的,而只是對國內外一些既有辦學經驗的選擇和挪用。我的意義,仍然微乎其微。
    這種微乎其微,能夠支撐得起他人的尊重和自己的優越感嗎?顯然不行。
    我的惶恐在于,原以為自我發揮最好的時期,卻發現了自我的最大失落。
    想到了西方現代哲學家論述生命與死亡。任何人都不可能對自己生命的產生獲得主動權,惟一能主動把握的,是生命的離去。最大的主動是自殺,因此自殺成了具有重大哲學意義的生命行為。海德格爾說,惟一能把握生命的機會,是放棄生命。
    如果把問題的等級降低,那么也可以推衍出這樣一個邏輯結構來了:似乎是盡顯自我,其實是失去自我;要找回,只有辭去。
    有人說:這么年輕就辭職,可惜了。
    我說:再晚辭,可惜了。
    如果把自我剝離出來的時候已經年老,那就沒有力量處置這個名叫“自我”的不速之客了。

    4
    促成這個決心的,還有一些具體動因。
    例如,我的朋友胡偉民之死。
    因為失去一個朋友而離開一個地方,這有可能嗎?有。這就像,我們會因為一口泉眼的堵塞而離開一座山寨。
    胡偉民比我大十四歲,一代著名導演。他二十歲時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留校任教,被劃為“右派”,發配到北大荒服苦役,后又流落到其他一些地方,一九七九年上海戲劇學院為他平反,那時候他已經四十七歲。他一回來就出手不凡,導演莎士比亞、奧尼爾、薩特,每臺戲都引起巨大轟動,成了上海這座城市重新獲得人文啟蒙的藝術闖將。
    胡偉民的這種超越災難、問鼎經典、著力啟蒙、投身創造的生存狀態,讓我產生了一種全方位的認同感,而他,似乎也從我當時接連出版的一本本學術著作中獲得了認同。我的那些學術著作篇幅很大,并不好讀,但出版后第一個讀完的總是他,感想最多的也總是他。在社會上的眾多評論中,我覺得,惟有他的評論看透了我所有學術著作背后的詩學靈魂。 以藝術直覺面對古今中外一切作品和創造者,本是我的立論之本,盡管不得不把它埋藏在厚重的史論結構中。這就像不得不在一個自然園林前造一座迎賓大堂。我多么希望有很多讀者能夠快速地穿過大堂進入園林,但是學術文化界的絕大多數同行都晃悠在大堂中了。第一個出現在園林中的重量級人物,只是胡偉民,因此,弛也就成了我難得的知己。
    我和他的友情,直接貫通著上海戲劇界至今回想起來仍然讓人怦然心動的那些年月。記得一九八六年舉辦中國首屆莎士比亞戲劇節,我擔任學術委員會主任,把孫大雨、卞之琳、楊周翰、方:平、孫家繡、陸谷孫等先生都請來了,更有大量國際同行參加,真為上海爭臉。胡偉民顯然是其間最耀眼的明星,那天晚上他剛在九江路人民大舞臺的《第十二夜》終場中謝了幕,立即拉著我趕到黃河路的長江劇場,去為《安東尼和克里奧佩特拉》謝幕,兩個劇場都人潮洶涌,我甚至恍惚覺得半個上海都被胡偉民的莎士比亞攪動了。
    他推著自行車,我走在他身邊,心想,這座城市放逐了他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間這些街市都在折騰些什么呢,而他一回來,立即把這座城市推向了國際藝術的前沿。此刻已經夜深,歷來喜歡折騰人的人都入睡了吧?胡偉民只知道,路的兩頭,有他的觀眾。
    人的一生,陪在一起走路的人很多,但有的路程,只須短短一截,便終生銘記。
    后來,他要把白先勇先生的《游園驚夢》搬上大陸的話劇舞臺,并讓昆曲名旦華文漪女士暫時改行,擔綱主演,這個構想本身就出奇制勝。他請當時還健在的俞振飛先生擔任昆曲顧問,要我擔任文學顧問,結果,組成了不同地域、劇種、行當、年齡的藝術家大聚會,連白先勇先生也從美國飛來加入了我們,連走路已經需要有人攙扶的昆曲泰斗俞振飛老先生也I力口入了我們,連作為中國古典女性美代表的華文漪女士也在我們的蠱惑下穿上了一身牛仔裝成天與我們切磋笑鬧。
    那個年代的藝術活動,還不習慣于聘請顧問。胡偉民聘俞老先生擔任昆曲顧問無可非議,但聘請我擔任文學顧問卻是一個顛倒年齡的驚人行為。他只比我父親小十歲,間乎兩輩之間而更靠近長輩,卻一味誠懇地讓我行使顧問的實權,不管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場合都要我提出最嚴厲的批評。由他領頭,后來年齡比他還大的大導演馬科先生也來找我了,坦言希望我與他建立一種近似于與胡偉民先生建立過的美好關系。與我父親同齡的謝晉導演,則也屈尊聘我擔任他唯一的藝術顧問。
    這幾位長輩,名滿天下,又嫉惡如仇,根本不需要誰來為他們做擺設,更不會容忍脫離藝術直覺的滔滔高論,他們憑什么長久地信任了我呢?我想,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我毫不掩飾的尖銳和坦誠。現在我手邊有一本胡偉民的著作《導演的自我超越》,扉頁上有他寫的一句話:秋雨兄教正:
    請繼續鞭打我,讓我始終有疼痛感。
    胡偉民
    后面還注明了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三日。今天重讀這句話,才讓我將信將疑地記起,我對這位真正的藝術大師曾經是多么不敬。但那是我們那個年代的藝術批評者和藝術實踐者之間的關系,雖然是真實的“鞭打”,真實的“疼痛感”,卻有一種情真意切的痛快。
    這種友情,如山巔對弈,一步不讓,卻溫煦高邁。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時左右,我在院長辦公室里呆坐著,他敲門進來了。坐在我對面,一支支地抽著煙,不斷搖頭、嘆氣。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發而受到文化部的審查,揭發的是新問題,有關重大政治立場,我堅持自己的觀點,但審查者很同情我。胡偉民看著我,說:“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間你擔子最重,管著這么一個學院,帶著這么一批學生,千萬要保重!”接著他勃然
    性起,說昨天晚上,他狠狠地罵了一個我們過去共同的朋友。“一個搞藝術的人,怎么可以沒有歷史人格和文化人格!”他說。 “你要保重!”他再一次叮嚀,便站起身來。 我問他去哪里,他說這兩天身體不太好,想到華山醫院配點藥。
    “那真要好好檢查一下。”我說著把他送到辦公室門口,看他下樓。想到他的身體,我又回身到窗口看了一會兒他騎著腳踏車離去的身影。那輛腳踏車很舊,我們都稱為“老坦克”。
    華山醫院在學院東邊不遠,他把“老坦克”擱在醫院門邊,鎖上,就進去了。
    很長時間過去了,“老坦克”周圍的其他腳踏車一輛輛騎走了,最后,只剩下它一輛。昏黃的路燈照著它,夜行的路人匆匆從它身邊走過。
    沒有人知道它在此時此刻的特殊含義:它馱載過上海戲劇的一個輝煌的時代,而這個時代已經結束。
    就在這時,我家的電話鈴急促地響了。平日深夜來電話的只能是他,因此我連“喂”也沒喊,就叫“偉民”。 不是他,但有關他。 那一夜,我在拒絕、驚叫和麻木中,體驗了人生的撕裂。 幾天后,我在他的追思會上說:“僅僅一個人的去世,居然會使另一個人改變與一個行業的基本關系。從今以后,除了家里人的業務之外,我將不再與上海和外地的戲劇界來往,因為,我的朋友已經死在那個地方。”
    十年后,戲劇界紀念偉民,我應該去,但一去又成了“來往”,便請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榮廣潤先生帶去一篇祭文,祭文最后說:“偉民,還記得你剛離開時我的那個諾言嗎?今天可以告訴你,我用整整十年時間,做到了。”
    我的這篇祭文在紀念會上被朗讀。偉民的兒子,當今的優秀電影導演胡雪樺后來每次遇到我都說:“大家都看到,您確實做到了。在現代,找不到您這樣的人了。”
    我說過,泉眼既已堵塞,那就不再是我的山寨。

    5
    不想再與戲劇界來往,除了胡偉民去世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我所敬愛的戲劇大師黃佐臨先生,真的老了。
    本來,說黃佐臨先生老了有點多此一舉,他不僅是我的前輩,也是胡偉民的前輩,甚至在年齡上,還算得上是我爸爸的前輩,因為他比我爸爸大了整整十六歲。“文革”之前他早已是一代泰斗,我還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學生,當然無緣拜識;等到“文革”結束,他已七十多歲,我才與他進行沒大沒小的交往,幾乎把他的年齡忘記了。無數事實證明,整個八十年代,前后十年時間,就活躍的思維、天真的心態、創造的激情而論,這位古稀老人全都超越了我們這些后生晚輩。但到九十年代,他終于病倒了。我不得不經常小心翼翼地向我所熟識的他的女兒黃蜀芹、黃小芹那里打聽消息,并由他的健康,為上海戲劇界,乃至整個上海文化界擔憂起來。
    黃佐臨先生對我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其他前輩學者。其他前輩學者對我有很多學理上的幫助、風范上的啟迪,而黃佐臨先生則以他全方位的人格魅力左右了我在三十歲之后的人格重建。我曾寫過一篇論述他的文化人格的論文,但他對我影響最深的兩項人格特征,當時卻不便發表。他在學術刊物上看完我的那篇論文后對他的
    女兒們說:“真是神了,說得都對。”我聽說后立即前去稟報,說還有最重要的兩項暫不公開。他仔細聽我說完,幾乎是頑皮地朝我一笑,又用手指點點我,滿臉愉悅。
    當時沒有發表的有關他的第一項人格特征是:剝除資歷迷思,回歸生命的真實和創造的輕松。
    這里所說的資歷迷思,也可以稱之為文化身段、權威架勢、名校光環、職稱冠冕、師從輩份,這一切,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學術文化界都在著急編織、慌亂拼湊、苦心營造,連極左時代畢業于北京某校、在大教室聽過某位教授報告都成了永不離口的資格,因此如果我當時指出這一點,就會得罪絕大多數同行。黃佐臨先生完全不在乎這一系列資歷迷思,一味孩子氣地提出一個又一個有趣的創作計劃,還像大學生似的不斷向我們報告新讀到的外國學術新動向。對于我新出版的每一部學術著作,他都像普通讀者一樣寫讀后感給我看。知道我的烹調技術不錯,他居然認真地謀劃開一家“余教授餐廳”,他為我“坐臺”一星期……
    事實上,最有資歷的就是他。前輩學者中,像他這樣在三十年代前期就畢業于伯明翰大學、劍橋大學的還能找到,但作為蕭伯納嫡傳弟子的還有誰呢?記得錢鐘書先生欣然同意由黃蜀芹導演來拍攝電視劇《圍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知道她是誰的女兒。據回憶錄記載,當年黃佐臨先生從英國回來執掌上海劇壇,剛從南通來到上海的青年趙丹簡直不敢仰視這位蕭伯納弟子的熠熠光輝,趙丹住在黃佐臨先生家里第一次見到冰箱,每次好奇地偷偷打開,總發現里邊的燈一直亮著,整夜都為如何關閉冰箱里的燈而暗暗著急。幾十年過去,誰曾在趙丹主演的電影里演過一個群眾角色都成了一種無上的資歷,而黃佐臨先生還一如既往,似乎從來不知道有誰動過他的冰箱。
    我因為早就習慣了一個“沒有資歷”的黃佐臨先生,.因此那年與他一起在新加坡訪問也著實驚訝了一番。新加坡外交部長與我年歲相仿,見了黃佐臨先生便禮貌地詢問是不是第一次到訪,黃佐臨缶先生說:“六十年前來過”,外交部長以為是說“六十年代來過”,一算也二十多年了,連聲感嘆黃佐臨先生來得早。黃佐臨先生立即更正,讓他再往前多算四十年。
    這樣一位資歷驚人的大師,平常只是輕松度日、暢快說笑、隨心創造,這實在是對社會上越陷越深的資歷迷思的最徹底的挑戰。他讓我看輕了那些早已被大家供奉為堂皇的虛假,這對我后來的文化選擇關系重大。一切名號、頭銜、機構,既不能誘惑我,也不能嚇著我,只要想到黃佐臨先生,我總能穿越種種迷霧,去把握自身的輕松和自由。
    當時沒有發表的有關他的第二項人格特征是:剝除政治迷思,回歸文化的本位和藝術的本位。
    這里所說的政治迷思,是中國文化人長久以來的一種人格錯位,很少有人能夠擺脫,但黃佐臨先生擺脫了。一九三七年從英國回來參加抗戰,當然是出于一種反法西斯的愛國熱情,然而他又明白,自己的崗位在文化。直到他年邁,還有一些文化史研究者責怪他當時既沒有靠近國民黨,又沒有靠近共產黨,政治態度不夠鮮明。為此他曾寫過一份很長的材料給我看,說明當時的自我定位。有趣的是,我后來看到了音樂家李德倫先生的一個相關的回憶錄。李先生當時已是地下共產黨員,被秘密委派到黃佐臨先生的劇團里去做工作,結果,真正被“改造”的反倒是他,他被黃佐臨先生所代表的國際文明和上海文明融化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上海的黃佐臨先生和在北京的焦菊隱先
    生形成了“南黃北焦”兩大師分領中國劇壇的局面,但由于上海柯慶施、張春橋等領導人極左,黃佐臨先生的政治境遇遠不如北京的焦菊隱先生。不良的政治境遇反而進一步保全了他的文化立場,他在“左傾”思潮最嚴重的時間和地點提出世界三大戲劇體系的學說,推介布萊希特的戲劇思想和實踐,倡導寫意戲劇觀,成為當時中國文化界空谷足音般的純文化建樹,這就不是當時在政治上過于受到抬舉的文化人所能做到的了。也正因為這樣,他能在災難剛剛過去不久的關鍵時刻去北京執導《伽利略傳》,解剖知識分子的人格悖論,震撼了幾乎所有京城智者的靈魂。
    黃佐臨先生說:“文化人在政治黑暗的時候固然不能同流合污,在政治清明的時代也沒有必要成為政治工具,永遠要明白自己是吃哪—碗飯的。”與他相比,絕大多數文化人實在太惦記自己飯碗之外的菜肴了。
    然而正是他,在我擔任院長之初說了“可喜、可惜”四個字。我從他自己的人生經歷判斷,這四個字的重點在后面兩個字。我如果要像他那樣回歸生命的真實和創造的輕松,回歸文化的本位和藝術的本位,毫無疑問,遲早會選擇辭職。
    是的,我完全能勝任行政領導工作,但另一端,一位老人極具魅力的笑容,在默默地召喚。這種笑容里,還沉淀著蕭伯納們的幾許笑意。歷史已經證明,溫暖中國當代文化史的,不是口號,不是打斗,而是這種寂寞的笑容。

    6
    這天晚上,我接到一個電話。 是我的一個學生打來的。這個學生現在我已經不交往,但在當時,卻是一個熱絡的交談者。他很聰明,能寫劇本,而更重要的是,他深諳世情。他從外地的底層社會進入上海,必須摸爬滾打、事事警覺,才不至于被別人隨手扼殺。他把自己的人生戰場構筑在上海的低層文化圈內,認為在那里勝利了,便能一步步攀入高層。這種設計,按照常規奮斗模式并沒有錯,但在文化領域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文化領域里的低層和高層,并不是像官場和商界那樣可以一級級自然攀援的,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格天地。當你終于成了低層文化圈的小臺柱,那么,離巴金、黃佐臨、謝晉的領域,不是近了,反而遠了。
    這便是我在課堂上反復告誡學生的“人格等級的奠基成本”。奠基于大山背后的低洼泥潭,哪怕筑造得再高也顯得陰暗局促、不倫不類,永遠成不了氣象。
    但是,在當時,我的這個學生能夠經常在電話里告訴我那么多近在咫尺的山后風景,讓我頗感新鮮。他所說的一切,都是上海文化界里邊的事,也有一些名目,如某雜志、某協會、某作家、某科長之類,但我聽起來為什么那么陌生?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來他所描述的,是上海社會中一個生生不息的小市民群落,不管滲入文化領域多深,都無法改變這個實質。我當時還無法作出這種判斷,甚至誤以為碰撞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波希米亞(BoheⅡ訌a)圈子呢。
    那天我在電話中告訴這個學生,我準備辭職。
    他沉默了幾秒鐘,立即回答:“萬萬不可!”
    我問他為什么,他說:“老師你不知道,一種廣泛的嫉妒早已集結在你周圍。寫了那么多本書又從政,讓很多文化人嫉妒;從政雷厲風行,讓很多同級官員嫉妒;言論的社會影響力又使很多
    評論家嫉妒……這種力量,已經構成了一種強大的潛在氣候。”
    “我辭職了,就不在乎這一些了。”我說。
    “不能不在乎。”他說,“你的名聲還是會引起傳媒和讀者的長久興趣。只有兩種方法能夠改變這一切,一是你與他們廣泛交往,成為朋友;二是你永遠有職有權,使他們很難下手。但我知道你決不會走第一條路,那就只能守住第二條了。因此不能辭職。失去權力就失去安全!”
    他談論這些問題,深通人情世故又合乎邏輯,這也是我當時很樂于與他通話的原因。但是,他顯然不了解作為老師的我,還有一種遠遠超越生存技巧之外的人文勇氣。
    “靠權位來維護個人安全,那就不是我了。”我說。
    “我知道,我知道。”他說。他知道人文道義的所在,但不具體,卻又怕被我視為不知道。

    掛了電話,我一個人想了很久。是這個學生首先告訴我,辭職的麻煩不在于無處可去,而在于不安全。只不過,他后來仍然把文化界那股上海小市民的力量看得太大太重,自己混跡其間,做了一件對不起我的事。他以為我永遠不會知道,而我卻立即知道了因此停止交往至今。但我還是經常為他可惜,憑他的聰明和才畝他的文化地位本可更高一點。我也有責任,沒有用強烈的方式及時告訴他:上海文化的尊嚴不在于小市民,我們生命的尊嚴不在技巧。

    我不會不知道“眾口鑠金”的古訓。經過“文革”,我更知道中國文人在大批判上的情結和才華。我還知道,不管“眾口”還是j “大批判”,確實都會對著有名而無權的人物傾瀉,而且一旦傾瀉就不再停息,直到被攻擊的人物聲消身滅。如果這一切都將落在我的頭上,我是感到恐懼,還是豪邁?

    豪邁。真的,我覺得生命對我只有一次,我若能有機會遍俸鱗傷地笑傲萬夫,將不虛此生。
    在這一點上,我發覺自己與爸爸有很大的不同,大概,是祖母大人的隔代遺傳吧?
    想到這里,我對辭職更加著迷了。原先著迷于辭職時的瀟灑,后來著迷于辭職后的孤獨,現在,則著迷于不安全的預感了。就像小時候半夜闖墳地、月下攀高山,越是不安全,越急不可待。
    本想過幾天再開始行動,現在決定,明天上午,立即動手,寫辭職書。

    7
    辭職書一式三份,一份給國家文化部,一份給上海市政府教育衛生辦公室,一份給上海市委組織部。
    送出幾天,毫無回響。估計去研究了吧,耐著性子等了一個月,仍然沒有音訊。打電話去問,幾個地方的回答一模一樣,都是樂呵呵的三個字:不可能。
    讓我驚訝的不是他們的不批準,而是他們的不在意。他們為什么對我這么嚴肅的辭職要求不予答復,去問時還用那么輕松的口氣來對付呢?
    后來才明白,在仕途上遞辭職書,大多出于“以退為進”的技巧,領導部門見過不少,因此也誤會我了。
    惟一能夠證明我是真辭職的辦法,是繼續不斷地辭下去。除了書面,還有口頭,只要見到上級部門的官員,不管有用無用,逮住就說。

    終于有一天,市委組織部一位副部長找我在高安路十九號的辦公室談話。副部長在干部級別上與我相同,因此他說:“像我們這樣一級的干部中,經常聲稱要辭職的人不少,但真正鍥而不舍地當作一件事來做的,至今只有你一個。一共寫了幾封辭職信了?”
    “十五封。其實只寫了五次,每次都分送三個上級。”我答道。
    副部長說:“我們昨天與文化部在電話里商量了,決定再正式問你一次:既然你如此堅定,我們可以報告上級暫時關閉對你進一步選拔的工作程序,你不會后悔吧?”
    “當然不會。”我說,然后興奮地問他, “批準我辭職了?”
    “不是。”副部長說,“只是暫停進一步選拔的程序。至于院長的職務,已經是既成事實,你又拿不出辭職的正當理由,批準不了。”
    走出高安路市委組織部辦公室時,我憂喜參半。
    我已經明白,從現在開始,要設計辭職的“正當理由”。

    8
    幾天之后,我與副院長胡妙勝教授商量,請他出任常務副院長,主持日常工作。我聲稱的理由是,有一個“緊迫的學術任務”需要完成。胡妙勝教授同意了,這是我們領導班子內部的分工變動,不必向上級報告。
    三個月后,國家文化部教育局局長高茵女士來上海,住在上海教育會堂賓館,我去稟報工作。
    我一坐下就問高茵局長:“這個學期以來,我們學院的工作還好嗎?”
    “很好。’高茵局長說,“在全國高等藝術院校中,還是領先。你有功。”
    “不,”我說,“這學期的工作是常務副院長胡妙勝教授在主持。實踐證明,他能做院長,而且做得很好。他比我大整整十二歲,再不扶正,就晚了。”
    高茵局長一聽就笑了:“這就是你的辭職設計吧?沒用。現在提倡干部年輕化,哪有把年輕的正職除掉,讓給不年輕的副職的?”
    她一句話,就把我一個學期的設計歸于無效。我著急了,開始與高局長套近乎,甚至假裝隨意地提到,我認識她的丈夫沈竹先生。高茵局長溫和善良,立即感受到我辭職的要求實在是出于真心,就設身處地為我謀慮起來。
    “我們國家的干部體制,還沒有建立自動辭職的機制。”她說,“有時說辭職,其實是處分。你犯點錯誤就好了,討論辭職就有了理由。但現在你能犯什么錯誤呢?生活問題?人家不會相信,上面也不太追究了;經濟問題?學院清水衙門,即使有心也無處下手啊……”。 說著她又笑了。
    “更麻煩的是,你一直算是干部知識化、年輕化的典型,大家怎么可能放棄一個典型呢?除非你生重病,但你好像一直都精神煥發。”她說。
    “這么說,我能夠辭職的惟一理由是生病?”我問。
    “對。”高局長說,但她又警覺地注視著我一笑,“可不能裝病。”
    我也笑了。心想,既然只有一條路了,我一定要走通它。
    離開高局長后,我想,假裝生病很難,天天都需要表演,我
    做不到。我能做到的,是趁某次真的病痛,夸張一點,然后讓上級各部門都知道。 那么,我需要等待真的病痛。 最先等來的,竟然是牙痛。 痛得很厲害,卻很難利用。從來沒有聽到哪個人因牙痛而辭職的。

    9
    牙痛最嚴重的那幾天,我匆匆去了一次成都,作了一次已經拖了很久的演講。講完,一個學生見我牙痛的樣子,帶我去了當地一家醫院。
    一位胖胖的中年女牙醫看了看,說:“里邊那顆大牙不能留了,要拔。今天你行嗎?”
    我在猶豫到底在這里拔好,還是回上海拔。醫生說:“當然在這里拔,蔣介石、林彪、江青都在這里拔過!”
    我笑了:“怎么全是——”還沒等我說完“高官”二字,她立即敏感地補充:“當然還是好人居多。”其實她誤會了我的意思,牙齒和政治無關。
    但是我還是決定不拔了。原因是,正當她拿著醫療器具在我的嘴里觀察的時候,她的小兒子躥進治療室里來抱住了她的腿。她大喝一聲“別鬧”,我以為在說我,吃驚地睜眼看時,發現她已抽出左手來撥弄孩子,而右手還在繼續操作醫療器具。我無法肯定今天如果在這里拔牙,她兒子是否會始終抱著她的腿,這讓我想起母子合力拔蘿卜的圖景,到時候我沒準會笑出聲來,影響她的工作。
    回到上海后去看巴金先生,他愿意聽聽成都的事。說到牙科醫院一節時巴老說:“那是你去了家庭診所。”我說那可是家國營大醫院,但巴老總是為成都辯護。
    第二天去上海一家醫院拔牙,當時醫療室正好沒有其他病人。—位年輕的男醫生在病歷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大感興趣,不斷地上下打量著我,然后他坐下來,問我讀書的訣竅。談了一會兒,他抬手看了看手表,對我說:“不急,還要等一會兒。”我點點頭,不知觸要等什么。
    忽然,他又看了一眼手表之后站了起來,要我上手術椅,開始為我拔牙。我這是平生第一次拔牙,完全沒有發覺他在一個關鍵程序上出了嚴重差錯:沒有給我打麻醉針。原來,他平日給拔牙者打了麻醉針后都會聊一會兒天,大約十五分鐘后麻醉奏效,開始拔牙,今天他先和我聊上了,然后很習慣地按照平日程序看手表、算時間,時間一到就開始動手,結果可想而知。
    我最能忍痛,從不叫喊,但他還是從我無法控制的生理反映沖產生疑問,并且立即驚醒。大牙齒已經血淋淋地被他拽下來了,他先驚慌地四處一看,想知道有沒有別的醫生和護士發現這個事故,然后立即按我的脈,按了不一會兒又快速而又隱蔽地給我補打了麻醉針,然后輕聲地關照我:“你可以休息一會兒,休息一會兒。”
    我怕繼續看他這一系列掩掩掖掖的動作,起身要走,他說: 。“那就開點止痛藥和消炎藥吧。”話音剛落,藥方已遞了過來。我渾身;冷汗未干,疲軟地摸到藥房窗口,兩個一直在嘻嘻哈哈說笑的護士接過藥方,很快就塞給我一包藥。等我回到家里,臉部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一摸,麻勁到了。打開藥包,發現全是眼藥水,是藥房護士拿錯了。

    我哭笑不得,拿起電話給李小林說了剛才發生的一切,不僅她,整個《收獲》編輯部都笑歪了。他們都勸我寫一篇《拔牙記》,我也答應了,但過后一想,這篇文章所寫的事情太離奇,只有點出什么醫院、什么時間才能讓人相信,但這樣一來,那位粗心的醫生不就麻煩了嗎?于是決定不寫。
    “那篇((拔牙記》寫出來沒有?”過兩天李小林又來電話了。
    “這件事情給我的最大感受,寫不到文章里去。”我說。
    “最大感受是什么?”她問。
    “不上麻藥都可以把一顆大牙齒拔下來,哪有辭不掉的職!”我說。

    10
    拔牙之后不久,真生病了,是輸尿管結石。這仍然不算大病,但很不好受。發作時,血壓也不正常。本來,我家就有高血壓的遺傳病史。
    醫生要我住院排石,我覺得,既然住了院,就獲得了夸大病情的機會。
    從院長辦公室和學院醫務室傳出來的消息,都是說院長醫I病住院,但是誰也沒有說什么病。這些消息傳到北京的國家文化部,就變成我的身體垮在病床上了。
    我想高茵局長是容易識破真相的,但很快傳來反饋,她居然在文化部的一次會議上專門談到了我生病住院的問題,大意是,我們真不該讓煩瑣的行政事務把優秀的專家學者拖垮。我一聽就想,高局長真夠朋友。
    胡志宏先生也順著高局長談話的意思繼續幫我,到處說:“當年我動員余秋雨教授出山做院長的時候,猛一看他還是翩翩一少年,幾年下來,他卻那么疲憊地躺在醫院里了……”這些話,正好遇到一些年輕數學家英年早逝的事件,極有感染力,我想,離辭職成功不遠了。 還要加一把火。我打聽清楚當時文化部最有實權的是常務副部長高占祥先生,就以不可勸說的生硬語氣給他寫了一封信:高占祥常務副部長:
    這是我寫的第二十三封辭職書,辭職的理由不再重復。由于一直未獲批準,我決定在這次養病結束后不再上班。為此,我愿意接受一切處分,直至開除公職。
    我知道這樣的語氣太不禮貌,但我又想,如果高部長是一個善良之人,一定會從這種語氣中看出我的真誠;如果他是一個霸道之人,一定會從這種語氣中產生對我的反感。但我既然已經決意辭職,還怕什么反感呢?我不認識他,但在腦海中已經多次設想著他讀到我的這封信后的情旦.皺著眉頭把手一揮說,這樣的人,去了也罷。
    有趣的是,高占祥先生收到我的這封辭職書后沒有絲毫批評,只是催促文化部的教育局和人事局盡量按照我的意愿辦理。后來,我和他同時被上海交通大學聘為兼職教授,聘任儀式結束后他一把拉過我的妻子耳語,說的是:“你丈夫是個漢子,我如果是個女的,也會嫁給他。”
    我聽妻子轉述后大笑,說:“就嫁了?也不問我同意不同意?也不問你同意不同意?”
    總之,在文化部一些領導人的支持下,我的辭職成功了一大半,接下來是逐個地與上海市委有關領導談了。他們都能理解我,
    但都勸我三思而行,后來知道文化部的領導已經點頭,也就勉強同意了。

    11
    不久,我接到新任國家文化部副部長陳昌本先生的電話,說部里經過鄭重研究,決定同意我暫時辭職,接受我推薦的胡妙勝常務副院長接任院長,并任命我為名譽院長。
    我說:“胡妙勝院長的頭上再頂一個名譽院長,他們工作起來多么憋氣!”
    陳昌本副部長說:“這正是胡妙勝教授和其他副院長強烈要求的,據調查,多數教師也有這種建議。”
    我說:“我不是元勛名臣,不存在保留名譽職位的絲毫理由。如果保留了,就表示我的這次辭職打了一個大折扣了。”
    陳昌本副部長說:“名譽院長不必上班,你可以集中精力從事文化考察。再用一下你的名,一是為了支持新班子,二是為了工作的連貫性,三是為了學院的社會聲譽。”
    我說:“陳部長,讓我和學院,都離開慣性走一走吧,這會更好。”
    陳昌本副部長非常熱情,答應把我的意見轉告其他領導,再作研究。研究的結果是他直接飛到上海,來主持我的辭職儀式了。
    那個儀式上,還來了上海市政府教育衛生辦公室的負責人胡綠漪女士。兩位領導人都對我作出了長篇幅的高度評價,使我坐在臺上惴惴不安。但我深知他們的苦心。按中國官場規則,許多撤職是以辭職的形態表現出來的,許多排斥是以頌揚的方式搭建出來的,因此這天,他們要用大量最誠懇的語言來消除此間有可能存在的哪怕一絲疑惑。陳昌本副部長特地向大家介紹了部里準備任命我為名譽院長而被我拒絕的具體過程,胡綠漪女士甚至很生動地說了她在訪問東南亞時當地學者對我的評價。他們兩個都成功了,誰也沒有疑惑我是不是被變相撤職。
    在他們和學院各位領導一一演講之后,該我致答詞了。現在還能找到我答詞的記錄一
    感謝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準我的辭職請求。但是,剛才幾位領導對我評價實在太高,就像是把追悼會提前開了。(眾大笑)
    這些年我確實做了不少事,而且天地良心,確實做得不錯。(熱烈鼓掌)但是,這不應該歸功于我,而應該歸功于“勢”,也就是從社會到學院的大勢所趨。我,只是順勢下滑罷了。
    想起了一件事。前些年云南邊境的戰爭中,一位排長以身體滾爆山坡上的一個地雷陣,上級決定授予他特等英雄的稱號。但是,他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那次不是有意滾雷,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記者說,特等英雄的稱號立即就要批下來了,提拔任命的一切準備工作也做完了,你還是順著“主動滾雷”的說法說吧,這樣彼此省力。但是,這位排長始終堅持,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
    結果,那次獲頒英雄稱號的是另外兩個軍人,現在他們都已經成了省軍區副司令。但那位排張艮快就復員了,仍然是農民,在農村種地。有人問他是否后悔,他說:“我本是種地的,如果摔一跤摔成了大官,那才后
    悔呢!”(鼓掌,笑聲)

    我做院長的順勢下滑,與那位排長的摔跤下滑,差不多,因此,他是我的人生導師。(熱烈鼓掌)
    我的另一位導師陶淵明說:“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所不同的是,我沒有田園,連荒蕪了的都沒有。(笑聲)因此,我不如陶淵明,也不如那位排長,無法回去,只有尋找,去尋找我的田園。
    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會用文字方式通報大家。(熱烈鼓掌)
    謝謝! (長時間地熱烈鼓掌)

    12
    會議結束后,我到院長辦公室清理抽屜。新任院長胡妙勝教授和幾個副院長都想來幫忙,我說你們先在外面這間會議室休息一下,我很快就完了。
    胡妙勝院長說:‘‘不急,不急,你東西多,這間辦公室晚幾個星期搬也不要緊,不搬也不要緊,我還是在原來的地方辦公。”他還沒有說完,我已經提著一個手提包走了出來,說:“搬完了!”
    原來,我從開始辭職的時候起,就已經在天天清理辦公室,文件也已一一歸還檔案室,最后只在抽屜里剩下一些小零碎了,往手提包里一塞就成。
    大家拉我在會議室里坐下,非常客氣地交待幾項“后事”。
    首先,他們說:“學院司機班還繼續為你服務,隨叫隨到。”
    我說:“過一會兒回家還用他們的車,從明天開始就不用了。坐公共汽車方便,可以擺脫監控。” 他們笑了,又說:“為你保留一間辦公室。” 我說:“我不是不辦公了嗎?” 他們說:“看書、寫作也行啊。” 我說:“那都必須在家里。在這里,互相干擾。” 他們說:“還想給你配備一名學術助手。” 我說:“我的學術思路天馬行空,找不到這樣的助手。” 他們說:“你外出考察時也可以陪同嘛。” 我說:“那很苦,他們吃不消,也跟不上。”
    說完我站起來與他們一一握手。雖是情同手足、天天笑鬧的 同事,臨到正式的告別還是彼此紅了眼圈。讓我內心一慟的是,直到現在我還無法向這幾位好友解釋明白,我這次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退位,而是一種真正徹底的離開。 我從此不會再來叨擾學院了,這一點現在說出來很難讓他們接受;我至今還不明白以后到哪里去,這一點現在說出來很難讓他們相信。 那么,就少說一些話吧。我舉起手來大幅度地向他們揮了揮,然后轉身,以最快的速度騰、騰、騰地沖下樓梯。他們趕下來送,卻追不上我。門口,司機班的最后—趟車,正等著我。“砰”的一聲,車門已關。我對司機小周說聲“走吧”,就走了。
    看了一眼車窗外面,微雨中,校園的樹叢似有煙嵐朦朧。我是十六歲的那個夏天,踏進這個院子的。
    每個人都會對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人物一一告別,卻無法預想告別的方式。 母校,我就這樣向你告別。
    車輪快速地碾過濕漉漉的落葉,悄然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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