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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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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辭職好,你爸爸的眼睛可以保住了!”媽媽說。
    “什么?”我聽不明白。
    “你做院長,他就天天看報,怕形勢有變,又來運動,打倒當權派。他眼睛你是知道的。”媽媽說。
    我當然知道,長期的糖尿病損害了爸爸的眼睛,他平反之后,醫生要他盡量不讀書報,少看電視,只聽廣播。我一直不知道,自從我擔任院長,他居然重新看報了。
    “你怕我被打倒?”我笑著問爸爸。
    爸爸也笑了,說:“我是看形勢。在‘文革’中養成了習慣,從報紙里辨風向。”
    “我記得你在‘文革’后期已經什么也不在乎,‘橫豎橫’了。”我說。
    “橫豎橫’,是對他自己,”媽媽解釋道,“對你們,就硬氣不了啦。”
    一個渾身傷疤的幸存者,瞇著眼睛打量四周,只因身后有兒子,變得最勇敢也最脆弱。他甚至忘了,兒子早已比他強壯。此刻我看著他,還有媽媽,突然覺得自己始終只不過是一個躲在父母背后的兒子而已,連強壯也是他們給的。因此在他們面前也無所謂強壯,有的,只是卑小,只是馴順。
    即使還在職位上的時候,每次回家也相當于“辭職”。每星期辭一次,今天是總辭。我想,一個勞于事功的人如果想要解除職位的桎梏放松一下,比度假村更好的去處,是年老父母的膝下。
    膝下,多么不希望有驚擾。老人們常說:“我們盡量不生病,免得驚擾你們。”其實,我們驚擾他們的更多。做子女的在外面拳打腳踢,總以為父母在安全警戒線之外,而忘了他們一直在與我們貼身而行。
    我饒有興趣地問:“爸爸,看了那么多年報,發現過讓你擔憂的消息沒有?”
    爸爸說:“沒有。報紙對你,總是一片好話。”
    我很驚訝:“報紙匕有關我的消息,并不多啊。”
    “不少了。”爸爸說,“上海幾十所高校,我算過,報紙對你的報道最多。這幾天,還一連讀到三篇,幾家報紙都有,全是表揚你辭職的。”
    我問:“寫什么呢?”
    爸爸說:“一篇是關于辭職的一般報道,其中寫到了文化部和上海市委對你工作的肯定;一篇是對胡志宏書記的專題采訪,胡書記對你的上任和辭職都作了高度評價還有一篇是評論,我看水平最高。”
    “評論我辭職?”我問。
    “是啊,”爸爸介紹說,“文章的大意是,一個干部如果真要辭
    職,一定要選在工作勢頭最好的時期,這樣才能順勢交班,如果等到工作走了下坡路再辭職,繼任者就不得不為了扭轉頹勢而大動干戈,會傷了單位的元氣。”
    這話確實說得不錯,我點頭。
    “今天上午我打拳時聽江蘇人民廣播電臺,說南京的《新華日報》也發表了評論,同樣是表揚你在工作狀態最佳、個人前途最好的時候辭職。”
    “這下你該放心了吧,直到我辭職,報紙上都沒有半句罵我的話。從現在開始,再也不是當權派了。”我說。
    爸爸點頭。
    我在給爸爸暗示一種邏輯:不是當權派,別人也就沒有罵我的理由了。但是,我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因為時至今日,我的那位學生告誡的“失去權力就失去安全”那句話,已經更有邏輯。我不能拿它來驚擾爸爸。
    爸爸的人生經歷使他領受不到后一種邏輯。他連絲毫預感都沒有,只是抬頭對媽媽說:“從下個月開始,不訂報了。”
    媽媽說:“這下好了,要不,廢舊報紙就堆滿了床底下。”
    原來,這些年他們都睡在報紙上,睡在對兒子的擔憂上。
    我說,什么時候通知廢品回收站,全拉走吧。
    爸爸、媽媽都說好。
    他們真正地放松了。這天晚飯,為了慶祝我辭職成功,全家都喝了家鄉的楊梅酒。我喝得更多,渾身熱乎乎地想,這些年要是知道爸爸天天為了我在看報,我就未必敢于工作得如此風風火火了。如此風風火火居然沒有驚擾老人,這真該暗自慶祝。更要慶祝的是,從此報刊不進家門,我的人生勇氣可以更大了。
    怕爸爸積習難改,偶爾再去翻翻,我又給他說了一段話:“其實我早已不看報了。真有重要的事,電視新聞總會報道。報上文章,大多還是低層次的宣傳說教,加上一些人的舞文弄墨,哪里值得我們陪著去耗?”我轉向媽媽說:“媽媽,下個月真的不能再訂報了,千萬不要猶豫。”
    “這有什么好猶豫的?不訂了。”媽媽說。

    2
    但是,誰能想到,才過一個月,事情發生了。
    這天回家,爸爸氣色不好,媽媽看我的眼神也有點慌張。我忙問怎么回事,媽媽說:“他在廣播里聽到了。” “聽到什么?”我問。 “批判你啊。”媽媽說。 “批判我什么?” 爸爸這才看著我讜“你別瞞我們了,關于那臺戲的事,電臺已經播了三次,都在罵你。” 原來是這件事。 事情確實有點不可思議。在我辭職前,曾應邀策劃了一個傳統戲曲的改革實驗,獲得巨大成功,不僅場場爆滿,而且獲得了幾乎所有的全國性戲劇大獎。劇作雖然經過幾度重大修改,但在署名時我和大導演馬科先生考慮到年齡關系,讓前期參與過其中一個稿本起草的一位年老的戲曲編劇單獨署了名,稿酬、獎狀、獎金也全部給了他,一時傳為美談,皆大歡喜。但是,等到我辭職之后不到半個月,就有人向那位老人挑唆,說不管總策劃和總導演名聲多大,也不能修改他的劇本。老人其實是個好人,但他完全不知道在
    現代演出中制作人、策劃人的地位和功能,也不清楚戲曲危機之深重、改革步履之艱難,因此經不起旁人攛掇,也產生疑問,釀成了事端。
    我當時確實有點生氣,心想老人是看過全部修改稿的,如果有異議,為什么不在上演前提出?所有的稿酬、獎狀、獎金都是發給修改稿的,既然他都已一一收下了,又反過來否定修改,這讓大家怎么辦?老人懵懂,可以原諒,但那些攛掇者們為什么沒有一點起碼的良知?
    挑起事端的是上海的一家戲劇雜志。這家雜志發行量很小,處境艱難,曾通過各種關系轉達請求,希望我們學院能拉他們一把,最后,這種請求一直捅到了榮廣潤副院長那里。榮廣潤副院長有一天順便向我提起,我們兩人商量說,每年報考我們學院的考生人山人海,這家雜志可以對學院的低年級課程作一些社會性輔導,這一定能打開發行量,我們也可以給它長年資助。那天我們還商定了資助的數目,并批準立即給予。從此那家雜志的負責人每次在公共場合見到我總是搶上前來對我一遍遍不嫌重復地表示感謝。
    哪里想得到,我剛辭職才幾天,這家雜志就請出一個與那臺戲曲毫無關系的人來,以爆炸性新聞的方式發表誣陷我的萬言長文,事前事后沒有對我和其他主要當事人作過一絲一毫的采訪,其他當事人寄去說明真相的文章,也拒絕刊登。明擺著就是要給我一點顏色看看。
    事端本身已讓我瞠目結舌,更讓我驚奇的是這家雜志在我辭職前后的變臉絕技,簡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短短幾天時間,充分感受到了“失去權力就失去安全”的殘酷性。你看,這么一家小雜志,只要它執意不發表我的意見我就毫無辦法;其他報刊只覺得事情既瑣碎又纏繞,更不想得罪同是“國家雜志”的小同行,誰也不想染指;而廣大讀者總是粗心的,一聽到一個無名的老編劇向一個名人發難,都以為是名人仗勢欺人,把自己的名字署到老編劇的劇本上去了。
    那位老人在那些人的慫恿下還糊里糊涂地打起了官司,于是又是一片喧鬧。
    爸爸在廣播上陸陸續續聽到有關報道,習慣地聯想到了“文革”災難,憂慮重重。
    但是,畢竟已經不是“文革”,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出現了。
    香港評論家羅孚先生從訪港的一個上海人口中聽到了有關這一事件的“想當然”說法,便在《明報》上發表了批評我的文章。我知道后提出異議,羅孚先生立即打電話向上海的幾個朋友核實我究竟有沒有在那個劇本上署名,知道沒有,他干脆利落,立即在《明報》上連續發表道歉。
    那位老人打官司,聘請了上海的著名律師王國忠先生代理。王國忠律師調查案情后立即明白了真相,不僅促成老人與我的和解,而且現在成了我的常年法律代理人。
    我能遇到羅孚先生這樣的君子,還能遇到王國忠先生這樣的律師,這與爸爸在“文革”中的遭災相比,簡直是一種奢侈。
    但是,這件事也表明,在有些方面,我的處境比當年爸爸的還要兇險。當年批判他,只是大字報和油印材料,影響集中在單位;今天批判我,是公開發行的報章雜志,影響遍及海內外。爸爸蒙受誣陷,需要打熬漫長的時間;我蒙受誣陷,需要面對遼闊的空間。

    3
    漸漸,我發現了幾起變臉事件的一些共同規律。一般是,以前對我越謙恭的,變臉越快。
    同樣一張沒有什么發行量的報紙,主編一個月前對我還是超常敬重,現在我卻收到了他的一頁回信“誰說報紙發表一個人的言論必須向本人核對?對這件事我可以在報紙上辟出版面與你公開辯論。”這句話的關鍵在于,他有權“辟出版面”。那口氣,就像笑瞇瞇地招呼一個流浪者到他家院子里打一架,他有院子。
    我原來以為,對于一個因主動辭職而失去了權力的人,勢利者們最多也就是投以冷眼罷了,哪里會緊迫而來,非侮辱一番不可呢! 現在我似乎懂得,這是他們對過去謙恭的一種補償。他們在謙恭中“憋”壞了,一旦失去必要,當然會在第一時間急不可待地報復。
    這是屠格涅夫寫過的。一個莊園主特地雇傭以前自己最艷羨、而現在卻落魄了的領主來拉小提琴,那琴聲,比什么都讓他滿足。
    他們等待著從我這里聽到小提琴聲。
    除了這種心理報復外,還有一些報復更實際。例如,我多年來一直擔任上海市學位委員會委員、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還擔任過上海市中文學科教授評審組組長,兼上海市藝術學科教授評審組組長,各所高校送到我們這里來的名單,至少有一半過不了關,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有一次,我還吃驚地看到了金牙齒的申報材料,他想憑著一本與人合寫的充斥極左觀念的小冊子,申請一所非重點高校圖書館的“副研究館員”職稱。我以他為例,論述了上海高校守住高級職稱評審標準的必要性。在我辭職之后的三個半月,就有消息傳來,他又要重新對我“動手”了。
    像他這樣的人,當然不僅僅要聽我的/J、提琴聲。
    由此可見,擔當有些職務需要預支極大的社會勇氣。別看這些職務當時被一個行政架構支撐著,但當報復終于來到的時候,承受者只有你一個人,架構已與你無關。

    4
    做官時的一些朋友,最先敏感到了我辭職后的不安全。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們稱作“昨日同僚”。他們與我在同一座城市一起升任差不多級別的官職,常在一起開會討論,各自負責著相關單位,彼此非常客氣。那年月大家都年輕氣盛,鄙棄官僚作風,喜歡爽朗互助,因此關系都很友好。他們后來都理所當然地往上升遷了,低一點的也擔任了市級領導,看到我辭職后遇到的一連串麻煩,都想為我找一副盔甲。
    他們為我找的盔甲,也就是俗話所說的“圈子”。一個人如果離開了“位子”還有“圈子”,尚無大虞;如果連“圈子”也沒有了,那就真的成了寒江孤舟,無可救援。他們都想為我找一個半官方的文化社團性的職位,以便需要時仍有資源可以動用。
    一個擔任了市委領導的“昨日同僚”金先生動員我擔任上海作家協會負責人。我搖頭,說:“記不得以前是不是填寫過參加作家協會的表格,但肯定沒有參加過它的任何活動,也不覺得它有什么意思,饒了我吧。”他寬厚地笑了。
    另一個也擔任了市委領導的“昨日同僚”王先生安排我出任上海市文史館館長。他說,別以為“館長”小,這是最高等級的文
    化榮譽機構,連每一個館員都是文壇耆宿,上海文史館的首任館長張元濟先生,還是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提名的。我聽后想了想,還是搖頭。
    還有一位擔任了市委領導的“昨日同僚”龔先生很講義氣,反復勸說我,徹底辭光會吃虧,要我自己隨便想一個頭銜出來,都可以批準。當然,我沒有想。
    我理解這些老朋友們的好意,但我都不能接受。不僅不能接受,而且還必須中斷與這些老朋友們的交往,甚至連私下交往也徹底中斷,使一切對我變臉的人,感受不到來自權力方面的壓力。 如果那些人因為顧忌我的“昨日同僚”而重新對我謙恭起來,我的辭職就失去了全部意義。
    那些人在不斷地嚇唬我,我卻萬不可以嚇著他們。我知道,他們都聲音大膽子小,是連一個科長、一個老板也不敢得罪的。 從那時到今天,這么多年的事實至少可以證明,他們在報刊上以上千篇誹謗文章、幾百萬字的辱罵文字反反復復折騰我的時候,從來沒有被任何聲音嚇著過。我沒有向任何權力部門或友情系統投出過一絲求助的眼神。 只要知道當今中國出版、傳媒系統管理體制的人都不難明白,我要投出這樣的日臥申會很有效,也很容易,而在那么多年的狂風惡浪中從來沒有投過,卻極不容易。
    這樣,我也就始終保持著既不沾“位子”又不沾“圈子”的狀態。寒江孤舟,無可救援。
    對于這些老朋友,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向他們念叨:我刻意地避開了一切有可能接觸你們的機會,有時甚至做得非常過分,這倒不是怕那些人說三道四,而是想以“矯枉必須過正”的方式阻斷權力與文化的粘連。我目前身處的危難,正是一種實驗結果的呈現。與你們一聯系,實驗就會中斷,因此請你們諒解。

    5
    對我的辭職起關鍵作用的黃佐臨先生,此時已是一個臥病在床的八十七歲老人。我不愿向一切老朋友求助,卻很想把自己辭職之后的遭遇和決心告訴他,而且只想告訴他一個人,也不想得到他的指示,只讓他知道就行。但再一想,這對老人是一種騷擾,太不人道了。
    暮春時節的一天,我從外地回到上海,先不打任何電話,只到龍華公園獨自走了一圈。桃花已謝,草木茂盛,人跡繁密。從公園出來到宿舍,門房老大爺還是叫我“院長”,遞給我一封信。
    信封字跡顫抖,發信地是華東醫院。我已有一種預感,i至忙拆開。果然,是黃佐I臨先生的親筆信。
    這是他在生命晚期寫給我的最后一封信,因此我后來一直把它看作是他給我的遺書。秋雨:
    去年有一天,作曲家沈利群教授興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我,有精品出現了!她剛從合肥回來,放下行李便跑來通報這個喜訊。她說最后一場戲,馬蘭哭得唱不下去了,樂隊演奏不下去了,在觀眾席看彩排的省委領導人哭得也看不下去了,而這場戲則是你老兄開了個通宵趕寫出來的。
    我聽了高興得不得了。興奮之余,我與沈利群教授
    的話題便轉到了我國今后歌劇的發展上。沈說,京、昆音樂結構太嚴謹,給作曲家許多束縛,而黃梅戲的音樂本身就很優美而且又給予新作曲家許多發揮余地。今后我國新歌劇,應從這個劇種攻克。
    對種種“風波”時有所聞,也十分注意。倒不是擔心你老兄——樹大必招風,風過樹還在;我發愁的乃是當前中國文化界的風氣。好不容易出現一二部絕頂好作品,為什么總是跟著“風波”?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對于你老兄,我只有三句話相贈。這三句話來自我的老師蕭伯納。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后三天我去他公寓辭別,親眼看到他在壁爐上鐫刻著的三句話:
    他們罵啦,
    罵些什么?
    讓他們罵去!
    你能說他真的不在乎罵嗎?不見得,否則為什么還要鐫刻在壁爐上頭呢?我認為,這只說明這個隆老頭子有足夠的自信力罷了。
    所以我希望你老兄不要一當然也不至于——受種種“風波”的干擾。集中精力從事文化考察和寫作,那才是真實的文化。 祝你考察和寫作順利。
    佐臨
    華東醫院東樓十五樓16床
    1993.5.21
    看完信,我立即打電話給他的女兒黃蜀芹導演,說:“這封信使我明白,有時年齡能成為一種神圣的力量。”
    黃蜀芹導演要我復印一份給她,作為家屬的資料留存。“一直聽他在病床上念叨著要給你寫信,沒想到已經寫好寄出了。大概是小妹給他寄的。”她說。

    6
    黃佐臨先生來信中對我觸動最深的,倒不是蕭伯納的三句話,而是他自己不經意間所說的五個字:真實的文化。
    我覺得,只有到了現在,我才能理解它。
    真的,離開“位子”和“圈子”的最大收獲,不是身心突然變得自由,而是目光突然變得真實。或者說,變得更敏感于真實和虛假。
    至少有一年時間,我被真偽的界限深深吸引住了。心想這么一條天下最重要的界限,以前雖然也曾注意,但為什么直到今天,才能對黃佐臨先生來信中所說的“真實的文化”這幾個最普通的字產生一種驚悸性的感受?
    變臉和報復事件使我突然發覺自己以前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虛假環境之中,這當然是一個主要觸因。但是,這個觸因卻按到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穴位,牽動了我們早已見怪不怪的感知系統。 閉眼一想,我生平見到的所有災難,都來自于虛假。大家總是把災難的起因解釋為邪惡,其實,以虛假為基座,邪惡才有了粉登場的舞臺。 爸爸的十年冤案,起自于虛假;叔叔的自殺冤案,起自于虛假;岳父的右派冤案,起自于虛假……
    說大一點,全中國為什么有幾十萬、幾百萬人的“平反昭雪”?全是因為這片土地上極其輕易地營造過幾十萬、幾百萬樁的虛假。 這種虛假每每導致家破人亡,因此總會引起受害者的泣血上訴、拼死剖白,卻全然無用,虛假笑吟吟地一次次大獲全勝。 虛假,太強大了。 固然,中國歷史素來有平反、昭雪、申冤、翻案的傳統,但中國文化不具備日常意義上的實證、辨偽、糾錯、排毒機制。當虛假積聚得實在不太像話了,大家只能期待政治手段。這是文化的失職。
    中國文化,在乎的是忠奸、善惡、曲直、利義、貪廉、樸奢、禍福、兇吉、安危、成敗、尊卑、榮辱、興亡,卻極少在意真假。所有的歷史血淚、人間悲劇,幾乎都在真假的基點上出了毛病,然后,其他堂皇的命題全都成了虛假的幫兇,把受害者層層疊疊地包圍起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進一步理解了魯迅。魯迅的勇敢,在于強烈抨擊了中國文化在骨子里的虛假。他甚至認為,中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瞞”和“騙”的文化。
    最讓魯迅傷心的是,當虛假成為一種負面遺產,廣大國民就會眼睜睜地欣賞著瞞和騙,而深感有趣:
    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和自己也并不相干,總不如有趣要緊。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
    《世故三昧》
    在圍觀者興致勃勃的關注中,造假者的動作那么嫻熟,那么自鳴得意。 這是我們經歷過的歷史和現實。 二十多年前,中國人只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破除了一個虛假的經濟謊言,社會就立即有了起色。這個經濟謊言是:形勢一片大好,而外國,到處水深火熱。
    但是,破除這個謊言的動力,在經濟,在政治,而不是文化。
    我們的經濟已在快速轉型,但文化還沒有。
    因此可想而知,我們會在文化界遇到什么。
    本來,中國人有一種心理安慰,把破除謠言、揭穿虛假的任務交給文化,所謂“謠言止于智者”。誰料想,正是文化本身,在營造虛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辭職后的首度觀察,以虛假文化為目標。

    7
    早在辭職之前,我已經多次公開發表文章嚴厲抨擊過那種被各級官員捧持、由巨額資金支撐、充滿“假、大、空”氣息的排場文化、歡慶文化、濫獎文化,并多次從理論上全面質疑“主旋律”這一概念的真實性;同時,我以更大的憤怒抨擊了后來越來越普及的謠諑文化、投污文化、盜版文化,只不過我的這些抨擊在文化界很少有人響應。例如直到今天,我還始終被人們稱為“中國反盜版第一人”,沒有另一個替代人選。這使我產生一種怪異的體驗:一反虛假,便陷孤立。
    辭職之后,我觀察虛假文化的重點更多地轉到嚴格意義上的文化圈內。首先,是逼視已經取得坐標性地位的“偽精英文化”。
    我國當代偽精英文化的外部特征,是自筑高臺、自噴煙霧,讓人無法正面看清,因此成為人們“高山仰之”的對象。舉一個最
    常見的例子,電影雖然也可以拍得非常深刻,在本性上還是一種大眾文化吧,但讓偽精英文化一解讀就完全變成了一門玄奧的學問。我實在忍不住,要抄錄一段他們對張藝謀先生的評論讓大家看一看:
    后現代的色塊,塵土飛揚地在鏡頭間旋轉出了瑞恰茲和維姆薩特的技術預測,演員本身很難讓個性脫穎而出,與觀眾茍合,那是因為艾略特所說的只活在詩里而不活在經歷里的非個人化追求。導演是詩的白金絲,演員是敘事體的氧氣和二氧化硫而化合成了硫酸,雖有刺激但價值平平。正如拿破侖點將,博弈者下棋,將和棋都何論“自在”之此岸抵達“自為”之彼岸也哉。writingis a system of signs,一點不錯,巴爾特消解了索緒爾的符號理論,認為作品是單數,文本是復數,但那文本也是一種元語言(metalanguage),福科則認為不必復現創造主體的榮耀,寧肯歸于薄暮時分的荒涼。那么,又何必細分呢,正如《白虎通義·天地篇》所言:“混濁相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然后剖判,清濁既分,精濯出布,庶物施生。”其實,最困難的不是區分,而是體現,也即是弗賴塔格(Freytag)的本義,將抽象體現為感性,將生活體現為意象,亦即黑格爾老人赫赫之言之當代表述之通俗模式是也。張藝謀的成果和差距全在這里,固不言自明了。
    在我國現在的文化水準上,這樣的偽精英話語確實能把很多人唬得一愣一愣的,甚至引起學生們的崇拜和仿效。
    但是我們無論如何要提醒學生,這些云遮霧罩的文字間表現出來的學問、邏輯、姿態、腔調,全是假的。
    在精英的旗號下,一批咬文嚼字的冬烘孑遺也快速地參與進來了,情景更是有趣。我曾在文章中提起過一個事件,十分典型,這里不妨復述一遍。一個戲曲作者寫的唱詞中有“牛女迢迢”這幾個字,導演覺得用“牛女”來簡稱牛郎、織女,不僅文理欠暢,而且當代觀眾不懂,于是隨手改成了“天河迢迢”。誰知戲曲作者勃然大怒,認為這樣一改破壞了原句的平仄,犯了文史常識上的錯誤。他發表文章批判道:
    我坐在劇場里聽到這個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體觀眾的嘲諷目光全都從背后對準了我,一時真如芒刺在背,萬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個洞,一頭鉆下去。
    我和一位教授在一本戲劇雜志上讀到這段話時忍不住都笑了。那位教授說:“這真是小題大做!女是上聲,河是下平聲,能唱就行,唱詞中屢見不鮮。”
    我說:“這里不存在對錯,只存在真假。與他討論平仄,就上了當。” “真假?”那位教授不解。 我說,時至今日,劇場里哪里還會有什么觀眾如此熟悉古代音律?即便熟悉,又怎么可能因為一兩個字的平仄而怒視作者?這個作者,又何以知名到這個地步,居然能使全場觀眾僅僅從后腦勺就認出他來?全在作假。他連自己的內心也偽造了,如果不是精神失常,怎么可能為了這點小事就“芒刺在背,萬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個洞,一頭鉆下去”?
    我還說,他捍衛古典音律的這股勁頭,也是偽造出來的。早在明代,湯顯祖已經明確反對在唱詞中“以律害意”,此人未必讀
    得懂湯顯祖,卻打扮得比湯顯祖還要古典。要不了多久,他還會與司馬遷商酌史料、替李商隱修理韻腳、為辛棄疾改正詞牌呢。
    這便是由虛假而失控的中國文人。
    賣弄自己在文化細節上的叮咬狠勁,會給文化程度不高的民眾留下一個有學問的假象,其實恰恰暴露了中國傳統文化由虛假而衰敗的一個主因。當文化失去了整體大道的控制,被蠢蟲所控制,什么壞事都做得出來。遠的不說,“文革”的造反“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以咬文嚼字的冬烘孑遺方式羅織別人罪名的。我爸爸不是文人,卻在“語法”上被人咬嚼而戴罪十余年;有的教授因講授古代《毛詩》而被咬嚼出諸多影射領袖的疑問而鋃鐺入獄;有一個學者因朗誦過“日出東南隅”的詩句而被咬嚼出是在歌頌臺灣,結果更慘。在他們面前,有一大幫“職業咬嚼戶”,能輕而易舉地從任何一個路名、店名、人名、校名中考證出一大串嚴重錯誤來,結果當時中國的絕大多數地名、店名都不得不改了一遍,真可謂咬嚼萬里、氣吞山河。
    這些人今天在中國重新走紅,有深刻的歷史原因。“文革”結束后,人們的文化向往被漸漸調動起來,但是理性精神和文化人格已經破碎,文化基礎和文化坐標已經失落,有學問的老人也已經一個個去世。在這種情況下,假洋鬼子和假古董商最能行世,并快速地鋪展成一個越來越大的行市,甚至還形成了某種幫會。另一個原因是,各家傳媒的編輯們年輕而又繁忙,沒有時間鉆研學問,看人家甩幾句文言文就以為遇到了大師,便整版整版地發表那些胡言亂語,當作“精英話語”請讀者享用。
    與此相關,在中國當代文化界,種種“泛精英原則”或“準精英規范”如所謂“潛心研究”、“拒絕傳媒”等等旗號所遮蓋的虛假,更觸目可見。“潛心研究”當然不錯,但像樣的研究成果為何幾十年未曾看到?還要讓這片大地“潛心”地等待多久?“拒絕傳媒”更是露餡兒,至少他們在批評別人“頻頻上電視”時,證明自己在“頻頻看電視”,連一次也沒有拒絕……
    無處不在的小虛假終于積累成了觸目驚心的大虛假:二十余年歷史大轉型,全社會多么需要獲得文化的指引,而旗幡飄飄的偽精英們究竟提供過什么?
    中國急需真正的精英文化,好彌補我們在終極關懷、人文精神、高層思辯、準確論證、專業學理、創新實驗等方面的一系列歷史性缺損。但是,這些年隨處速成、隨意自封的偽精英文化,以偏窄替代高度,以生澀冒充深刻,把無聊扮成風雅,把肉麻當作有趣,使中國人離真正的精英文化更遠了。

    8
    我觀察的另一個重點是更加虛假的“大批判文化”。
    批判——一個多么珍貴的人文命題。中國本應憑著批判精神獲得理性重建和歷史反思,誰知它卻被歷次政治運動和整人事件屢屢冒用,更被“文革”大批判全盤敗壞,至今尚未修復形象。其間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近年來的“大批判文化”已經虛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更遑論讓它去改正以往了。
    這種“大批判文化”構成了一種“虛假之鏈”,幾乎無處不假。, 虛假的起點是他們的姿態。裝扮出一派“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辭”的英雄身段,但是,他們只敢對著那些有名而無權的人物大聲叫陣。叫喊幾聲,他們還會停一會兒,警覺地四處查看,是不是安全,如果沒有讓他們擔心的動靜,便更加大聲地喊叫起來。在
    輿論荒涼的土地上,這種喊叫聲會被人誤聽成“道義的呼喊”、“知識分子的良心”,其實全是假的。在我印象中,二十幾年來每當改革力量與極左思潮搏斗的時候,從來沒有見到過現在這些大批判干將的身影。偶爾看到,那也一定站在極左思潮那邊一次次點名整人。只是等到事態平靜,他們便漂染成了別的形象。
    這種“大批判文化”的本性,是依仗著權力卻偽裝出向權力挑戰。這情景,仍然如“文革”中的造反派,手握生殺大權,卻把毫無抵御能力的受害者說成是“權威”和“當權派”。現在報刊上那些天天罵人的大批判干將們顯然也是在偽造勇氣,最簡單的技術性證據是,他們發表文章的報刊,沒有一家是民辦的,全被稱為“政府的喉舌”。他們明明是在動用公權力圍剿個體文人,根本不需要半點勇氣。
    我對這種“大批判文化”的虛假性看得很透,除了“文革”中目睹過爸爸和叔叔遭受大批判的經歷外,還因為知道現今在傳媒上最活躍的幾個大批判干將的真相。
    印象最深的是上海一個年歲不小的文人,曾經說過一句“‘文革’可以被遺忘,但不可以被掩蓋”的名言,被很多人反復引用,幾乎成了傳媒間批判“文革”的經典話語。但我很清楚,在“文革”初期用一封揭發信把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送入牢獄的,正是他本人。同時,他也揭發了我的朋友張攻非先生。這些,都有受害者平反時的檔案作證。
    那次我辭職前住在醫院,他并不是我所在單位的,卻到病房里來看我,進門就向我伸出手來。他的手又白、又大、又厚,但我像被雷擊中似的突然想到,這手可是沾過別人血淚的,便沒有伸手去握,任它尷尬地縮回。當然,這只手也不會放過我的這次失禮。
    另一位批判者筆觸尖利,甚至在臺灣、香港的讀書界,常被看作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大陸文人。遺憾的是,我不小心碰到了那個夜晚。那是一次演出的休息時間,我坐的沙發高背后面,連著另一張沙發,那里有兩個人在低聲談話,被我聽見了。一個我熟悉的聲音在向一位官員匯報文化界有關人士的“思想情況”,倒是那位官員聽得不耐煩,一再在勸阻“現在提倡言論自由,文人發點牢騷很自然,不能當一回事。”但匯報者還在急切而低聲地說著,打不斷。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站起身來繞了一個圈子從比較遠的斜角上看看是不是他。確實是他,我沒聽錯,他也發現了我,向我擺了擺手掌,還把身子稍稍從官員身邊挪開一點。
    內地有一個大批判干將一直保持著義憤填膺的激昂勁頭,近幾年就編過好幾本厚厚的大批判文集。但有一次,北京一位著名作家告訴我:“這就是當年我在新疆受難時的批判者,我還到處打聽他的下落呢,原來他躲回自己家鄉去了!”
    正是這些人,使我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疑問:為什么在中國境內,他們不管何時何地,只要向別人發起進攻就取得了批判的資格?他們可是隱瞞自己的全部履歷,而被批判者只能乖乖地向他們交代、檢討、懺悔?
    這是在中國歷史上時時可見的“私設公堂”。公堂是假,判官是假,案牘是假,審訊是假,師爺是假,皂隸是假,說詞是假,整個兒一片虛假。
    最終的原因只有一個:大家找不到全社會文化精神層面上的真正的“公堂”。
    有些大批判干將比較年輕,暫時還沒有這么多骯臟履歷,卻也在極力偽造著整人的資格。例如他們中最糟糕的幾個,一般總是
    中文系出身,有的還寫過幾篇小說、散文、實在不堪卒讀,做文學評論又顯然缺少審美素養,于是憑著還算文筆通順,便悄然改行鬧起社會政治批判來了。但他們毫無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的基礎知識,只把在文學中學到的那一點夸張、虛構、臆想、渲染、編排、煽情,全都用在批判中了,冒充成了整人資格,轉限便頤指氣使,鞭笞四方。
    在中國,要識破這種人的虛假并不容易。當年“文革”中~些歹徒成天高喊“打倒牛鬼蛇神”的口號舉著鞭子到處抽打無辜者,逼迫“坦白交代”,一開始被抽打的人還會在鞭影血光中向他們表白自己不是牛鬼蛇神,直到很久才終于醒悟:他們是誰?真正的牛鬼蛇神不就是這些天天打人的歹徒?天下因他們而丑惡,而他們居然還要評判天下!于是奪鞭。
    但是,由于一直找不到全社會文化精神層面上的真正的“公堂”,這條鞭子剛奪下,那條鞭子又來了。其實直到今天,還是這樣。
    以虛假為基礎的“大批判文化”,永遠是專制的幫兇、人間的暴虐。現在有些大批判干將在海外冒充成“人權斗士”,其實他們在國內留下了多少血淚孽債!我不知道還要花多少時間,才能讓海外的有識之士看穿他們的虛假。
    中國知識分子對之無能為力,有時還躋身其間,因為自己身上也有太多虛假。

    9
    有一個時期,我幾乎每天都在想中國知識分子與虛假的關系問題。
    我想,這其實是一個千年難題的延續。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當時籠統地稱為“士”吧,似乎都認為自己對社會承擔著某種超越性的精神責任,這與西方社會長期由教會來承擔這種責任很不相同。然而,在封建極權之下,這種承擔就帶有很大的虛假。進入近代之后,西方出現了教會之外的“俗世化”(secularization)知識分子群體,試圖“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而中國知識分子卻一直沒有找到自己的近代定位。
    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概念不是被政治化了,就是被技術化了。我們從小就聽到的有關理想知識分子標準的所謂“又紅又專”,正是政治化和技術化這兩端的拼接,恰恰抽去了知識分子這個稱號的真實本位。
    改革開放以來二十余年,中國以發展經濟為主軸,知識分子的技術性職能被重視,很多人漸漸發現“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加在自己頭上過于空洞,也就干脆強調自己的專業行當,更愿意被稱作科技工作者、醫務工作者、經濟分析師、橋梁技術員、建筑設計師等等。這樣,他們在實際上也就是更換了帽子,洗去了虛假,走向了身份的真實。
    當他們成批離開之后,“知識分子”的帽子大多滑到了尚未轉型的人文學科一邊,但那個領域正門庭冷落。人文學科方面真正的重大研究還受到太多的限制,因此就為低層次的狂躁群落讓出了言路。這就像,大河不暢,導致亂流橫竄、滿眼渾濁。如果還把它們當作河看,就虛假了。
    我所佩服的作家余華在回答意大利《團結報》記者的問題時說到了他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切身感受:
    在我看來中國的知識階層是一個龐雜的群體,里邊有一些優秀的人,可是更多的知識分子正在變得越來越
    讓人討厭,他們的樂趣只是渾水摸魚,他們不是將水弄清,而是將水搞渾了。
    《我不喜歡中國的知識分子》
    國外很多觀察者常常會拿著“知識分子”這個詞語的經典涵義來看待中國那些喋喋不休的大批判文人,結果越看越假。我理解余華對外國記者的這番解釋,也理解他為什么說得如此含蓄。
    10
    由于實在不能承受這一系列令人窒息的虛假,我決定出走。
    自己出走并不惹著誰,但在當代中國卻會構成對固有文化生態的挑戰,因此必將引來強烈反彈。
    生態挑戰,直接觸及不少人的謀生方式,因此會反彈得你死我活。
    我相信我有力量承受,而且義無反顧。
    任何義無反顧的承受,都來自于對另一方面的不能承受。
    其實,追根溯源,這種義無反顧的力量,仍然是由很多年前一種微弱而洪大的聲音點燃的。發出這種聲音的人很多,幾乎是我們這代人前輩的大部分,其中也有我爸爸。
    在“文革”期間,受罪的爸爸只要有機會與我們說話,說得最多的口頭語是四個字,似自語,似嘆息,似節拍,不斷重復。
    這四個字便是:“全是假的,全是假的……”
    爸爸不會講普通話,這四個字的發音有點特別。“全”的上海話發音近似“山”,卻是上聲;“假”的發音則近似“嘎”。爸爸說“全’’字時用重音,而在說“假”字時,聲音枯澀而顫抖,成了一種拖長的呻吟。這種聲音,聽過一次就很難忘掉,何況這是從自己父親的喉嚨里發出。

    11
    那么,走吧。 屈原說:”悲時俗之厄兮,愿輕舉而遠游。” 一出門就好了。“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于四海以外”;腳著謝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 李白乘舟,蘇東坡走馬,陸游則是騎驢:”此身只合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顧炎武坐在牛背上:“常把《漢書》掛牛角。”可見路上還是帶書的,但帶得不多。有時也用馬和騾子。全祖望有記:“亭林先生出游,二馬二騾,載書自隨。險隘關塞處,請教老兵退卒,問往日戰事。若與平日所知不符,則廣求書籍核證。”我想,核證的地方應該是沿途小客棧的油燈下。
    從古希臘的希羅多德、德謨克里特開始,西方學人走得更多。到了盧梭,甚至斷言“我靜止不動時幾乎不能思索”。
    路上很累,但與以前熟悉的門庭相比,那是一個比較真實的世界,一個比較正常的世界。 天下凡是虛假的一切,都不敢風餐露宿。 為什么它們不敢?稍稍一想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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