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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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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0年初春并不太冷,但我越來越覺得寒氣砭骨。
    這些地方,當年寫《文化苦旅》時都來過,當時為什么不覺得冷呢?看來還是歲月不饒人。 當然,還有心情。 那么艱辛的萬里歷險,總算全身而返,正有多少憋久了的火熱話語需要向國人傾吐,誰知一進國門就遇到了劈頭蓋臉的大批判浪潮。 掀起這一輪大批判浪潮的,是一個也姓余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正當我穿行在恐怖分子槍口下的時候,他在國內發表聳人聽聞的文章說,我在“文革”中參加過一個叫做“石一歌”的寫作組,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必須懺悔。此外,滿篇都是對他不知道的時間和空間近乎夢囈的可笑臆想,包括對我還未結束的萬里歷險的誣陷。他誹謗的特點,是把憑空捏造的一切說得斬釘截鐵、信誓旦旦。
    他在文章中一再提到一個所謂“當年同事”,我知道又是金牙齒在搗鬼了。但是,由于這些誣陷實在太離譜,我沒有怎么在意,覺得只須輕輕一抬手指就能戳穿,便在行途中找來余某責問了幾句。我完全沒有想到,他后來竟是這樣一個人,更沒有想到,這事已經在海內外引起爆炸性效應。也許是廣大讀者對我的散文和歷險太感興趣了,這下便加倍地集中起了全社會的負面注意力,他則把這種注意力收納在自己身上,當作戰利品。本來那么多華文報刊天天在連載我的考察日記,轉眼全被余某、“石—歌”、“懺悔”所取代了。
    于是知道,這是“智取生辰綱”,正好也在半道上。“石一歌”就是那劑蒙汗藥。 還不僅如此。 我在最危險的區域貼地而行,天天抱著日記手稿,準備被匪徒綁架時與自己的文字共存亡。誰知一到國內,這些日記已經被印成了幾十萬冊盜版書在到處傾銷。終于還是遭劫了,劫賊不是國外的恐怖主義匪徒,而是“同胞”,他們從鳳凰網站,從各報連載,做了手腳。本來,盜版集團一直在批判我的那份“反盜版宣言”,今天,他們繼續一邊盜,一邊批,與余某形成合圍。一些文人本來心底就憋足了“階級斗爭”的欲望,多年無從發泄,這次突然看到有地方可以施展拳腳了,也完全不問證據何在,都快速參與進來,報刊間一片喧鬧。
    妻子后來告訴我,她爸爸每次在報紙上看到那些大批判文章,總是立即藏起來,裝在一個塑膠袋里,怕我的岳母看到。他自己躲在陽臺上一篇篇讀,然后抽悶煙,整夜不睡。岳母終于發現真相,于是一天天長吁短嘆。他們互相關照,決不能讓我妻子看到。怎么會看不到?這么多報紙的大標題,隨處可見。有些大批判文章發表在小一點的報刊上,也會有朋友打電話來通報。妻子實在不想看,又忍不住看幾眼,她一再叮囑自己,見到父母親時要裝出一派輕松,好像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她記得父母親在“文革”災難中的表情。
    他們就這樣在我遠行的日子里一次次見面,兩方面都在裝扮輕松,兩方面都在偷偷窺視。
    相比之下,更艱難的是妻子,因為她還要向老人隱瞞,我此刻正穿行在什么樣的地區。如果看到老人正好在看電視里的國際新聞,而且又正好在播出中東、中亞或南亞,她會借口嫌吵,起身關掉。
    對于另一對老人,我的父母親,她瞞得更嚴。瞞住了大批判浪潮,又瞞住了最危險地區,瞞得密不透風。
    等我終于到達這次萬里歷險的終點北京,知道了事態的嚴重性,便對妻子說:“我必須停止寫作,離開文壇了。”
    “你從來都那么樂觀;為什么這次那么消極?”妻子問。
    “我感受到了一種令人恐怖的集體遺忘。”我說。
    “集體遺忘?”她有點不解。
    “首先是忘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是一條否定‘文革’災難的歷史界限,一個改變中國人命運的生死關鍵。北京余某寫那篇誹謗我的文章,正好離那次會議整整二十年。二十年算一代,因此也是一個天然的集體遺忘點,金牙齒一直苦熬著等足二十年。余某的誹謗來自于他,他自己很快也從幕后走到幕前,宣布他曾經審查過我,于是全國肅靜,都聽他的。”
    妻子等著我說下去。
    “大家確實都忘記了,一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擔任過什么
    審查組的‘黨小組副組長’、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狼狽得連工作也找不到的人,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相反,一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被列為審查對象、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經過民意測驗和嚴格考查越級提拔為高校校長的人,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當時大災剛過,是非清楚,社會的褒貶與職位的任免緊密相連,一旦脫節就會群情激烈。現在,二十年過去,我已辭職多年,而金牙齒卻也慢慢地熬成了一個‘教授’,職位已經不能說明問題;而我又恰恰比較有名,所有遺忘了歷史的民眾天然地靠近民粹主義,相信名人必有劣跡,于是發言權全在金牙齒一邊了。”
    妻子說:“算起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北京的那個余某還是個嬰兒啊。”
    我說:“對了,這就是金牙齒當時的遠見,把自己翻身的希望寄托在一無所知的嬰兒身上。不僅北京余某,我曾見到幾位為此事來采訪的記者,也完全不知道十一屆三中全會,那就不知從何說起了,只好請他們離開。后來一想,該離開的是我,面對著當年的嬰兒和當年的打手,面對著當年的打手和今天的‘教授’,面對著渴望名人出事的民眾和記者,我任何一句話都說不明白。”
    妻子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集體遺忘,成了一堵無理可講的高墻。除此之外,還有一堵高墻,那就是無視證據。這是中國文化思維的老毛病,也是歷來誣陷事件的立足點。全國報刊已經鬧成這個樣子了,但沒有人對證據感興趣,即便少數善良的人對他們的兇狠態度表示不滿,也沒有人要這個當年嬰兒出示證據。好像金牙齒就是證據。現在,我眼前就是‘集體遺忘’這堵高墻,我身后就是‘無視證據’這堵高墻,兩堵高墻夾著我,即便高喊也毫無用處。除了逃離,沒有其他辦法。” 妻子說:“那我也離開,兩人一起消失。” 對此我們早有約定,我也深知她身處的環境,但在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考察時,我們又對中華文明產生了特殊的感情,決定試著再度參與。不知道在佩特拉分別之后的幾個月,她周圍又發生了什么新的情況,便用目光詢問。 她搖頭,嘆一口氣。 她在大事上不會屈服,但在待人接物上卻又特別謙讓、柔和,讓她也搖頭嘆氣了,那么,事態一定已經相當乖戾。

    2
    幾年來有一種傳言,后來變成一種輿論,好像是說她自己不想演戲了,或者是我不讓她演戲了,因此她告別了舞臺。
    其實,我作為—個戲劇學者,太知道對—個成熟的舞臺表演藝術家而言,她現在正處于最好的年齡。演戲和寫作不同,必須與劇團合作,好在我早已不在哪一座城市上班,因此一直在她原來工作的城市找房子,至少已經找了五六處,想選準—處長久安家,一點兒不影響我的文筆生涯。更何況,我寫作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為她寫戲。
    但是,她突然地受到了全方位的排拒。
    省里一位已經退休的領導人有一次對她說:“他們已經將‘局’排定了,沒有你,不知什么原因。還是走吧!”
    我們一直在猜測其中原因,始終沒有一個像樣的答案。
    “可能是好幾次北京有領導人來,省里要我出場,我聽說是聯歡而不是演出,都沒有參加。”她說。
    “可能是我的原因,《紅樓夢》和《秋千架》都沒有按照當地慣例,把各級行政領導列為藝術顧問。”我說。

    “一直有人為了自己的目的在上級耳邊遞小話,說我不聽使喚,遲早要走。”她說。
    “也有可能是,你在北京發表聲明,從此不再參加任何評獎。得獎是人家的政績啊。”我說。
    即便這樣無緣無故地遭到排拒,她還是舍不得劇種。幾次與有關方面商量,都沒有下文。那就只能真的離開了,卻又不準辦調離手續,說是如果辦了,“全省人民不答應”。結果,既不給活動空間又不讓離開,如果自己離開了又沒有演出許可證,建私人劇團又沒有條件,怎么辦? 在國內,同時囊括了舞臺劇表演和電視劇表演所有全國最高獎的,至今還只有她一人吧?
    多么想好好演戲,但上上下下都在悄悄傳言:她不想演了。 于是,這位“全國勞動模范”不知如何“勞動”了,這位“全國先進工作者”不知如何“工作”了。
    最后一次集中演出在臺灣,那是臺灣的演出公司早就約定的,演出的時間是二ooo年三月。這個時間,乍一看無甚特別,其實正好子是臺灣大選的日子,全島沒有一個劇團會在那個時間演出。演出公可借著她的名字開了一個大膽的例外,而且演出的地點正好是處于大選造勢活動中心的“國家劇院”。臺灣報紙在密密層層的大選新聞中突然冒出一個通欄大標題:“馬蘭又來了!”
    我因有《千年一嘆》臺灣版的出版事務需要處理,又受到幾個有關萬里歷險的演講邀請,也一起去了,成了那次演出盛況的見證人。
    臺灣朋友都知道,在大選期間的“國家劇院”演出能做到場場爆滿,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奇跡。每天夜晚,劇院門口的廣場上已經聚集了幾萬、十幾萬的選舉造勢人群,看戲的觀眾要在人群中推推搡搡地好半天才能擠到門口,但在劇場里邊,仍然是座無虛席、一片喝彩。臺灣觀眾最常用的喝彩語是:“一級棒!”謝幕時,鞠躬多少次還是掌聲不息,很久很久。
    《紅樓夢》以前來過臺灣,這次依然大受歡迎,但是,最受歡迎的是《秋千架》。我構思此劇,是想用后現代主義的方式來處置民間傳說,在北京長安大戲院已經創造了票房紀錄,演出時連劇場過道和后臺都站滿了買不到票的大學生,這次在臺灣,更是獲得觀眾的充分理解。
    記得當時臺灣有一位大選的“總統”候選人在電視里拿著報紙幽默地說:“我是候選人,報紙上報道我的消息只有豆腐干那么大;余秋雨先生和馬蘭女士并不是候選人,卻每天整版整版都是他們!”
    這種少有的成功狀況,仍然給妻子帶來了不好的后果。他們那里傳出消息說,臺灣報紙只報道我們夫妻,卻不宣傳一起去的劇團組織和集體。演出結束后我因約定的演講還要停留三天,妻子想陪我一起回來,有關方面說,不可以,于是我也只好推掉演講。
    妻子說:“我在臺上天天累死累活,最后反倒是處處不是了。” 她的反抗,就是沉默。 正好,他們也希望她沉默,并在沉默中被觀眾忘卻。 但是,這次在臺灣也有收獲,那就是,無論是《中國時報》、《聯合報》、師范大學、政治大學組織的一次次演講,還是諸多電視臺邀請的談話節目,我都以“萬里歸來重相認”為總題,傾談我對中華文明的重新認識,受到廣大臺灣聽眾的歡迎。而且,當
    他們聽到我有可能不再寫作,都紛紛勸說,并一次次以筆相贈,使我想“擱筆”也不知擱哪一支了。回來時,行李里的筆有一大把。

    3
    妻子看到這種情景,笑了:“說是一起離開,看架勢,你還要寫一會兒,至少把歐洲文明考察完。我先在陰影里等你
    我說:“我寫不寫,還要再看。但從臺灣的演出情況看,我還要想辦法讓你在舞△上再逗留一會兒。”
    都是“一會兒”。看來,先要打發的,是我的“一會兒”。因為除了臺灣,國際華文界對我的萬里歷險和寫出的日記((千年一嘆》也同樣反應熱烈,一下子冷卻不了。
    香港的青年本來對中華文明比較淡漠,這下,香港大學、城市大學、浸會大學都應學生們的要求來邀請我演講了。在浸會大學豳演講,向校外市民開放,延續了整整一個月。題目也拓展為tt中華文化的時空解讀”。 《香港經濟日報》記者羅展鳳小姐寫道,香港的年輕人喜歡聽我講中華文化,只是因為他們從行為上看出我是一個“鐵漢子”。這個評價使我高興,就像后來聽到臺灣著名藝人評我為“第一魅力男子”一樣。用詞雖然嚴重失度,卻從一個角度肯定了我的荒漠行旅對生命力的提升。也許,其中還包含著對于身處誹謗圍攻的我的聲援。
    香港電臺宣布,市民投票,把《千年一嘆》評為“最受歡迎的書”。
    由于《朝日新聞》對我歷險考察的報道,日本的廣島市長邀請我擔任“廣島原子彈祭”的主講嘉賓。另外三位主講嘉賓,一位是美國當年投原子彈部隊的代表,一位是法國世界和平組織的代表,一位是經歷了原子彈災難的廣島作家。我演講的內容,仍然是圍著自己在歷險考察過程中對中華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對比性思考,其中又加入了被侵略民族一員的身份。我對日本聽眾說,戰爭必遭報復,侵略必遭懲罰,這是歷史因果,千古血淚,希望能阻斷在二十一世紀。同時,我又分析了中華文明始終沒有陷入軍國主義的原因。
    新加坡大學、馬來西亞華人總商會、((南洋商報》,都來邀請我演講通過歷險所獲得的對中華文明的重新認識。每次演講,還有不少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聞訊趕來的華人。
    鳳凰衛視也實在是覆蓋廣遠,有一天我和妻子到離吉隆坡六十公里的一個小鎮去用餐,那里所有的服務員都認出了我,他們都是我們萬里歷險的關注者。
    只是中國內地的報刊間還是一片罵聲。對此我實在不想再說什么,惟一的態度是,任何有關重新體驗中華文明的演講,只要是內地的邀請,都一概拒絕。因為我的生命能面對兇險,不能面對惡濁。
    后來有件事使我明白,即使在中國內地,那些大批判干將也未必能代表多少人。國內目前影響最大的雜志《新周刊》與幾家網絡合作評選跨世紀的“中國電視年度榜”,我被廣大網友投票評為“最佳嘉賓主持人”,投票的人數很多,我有幸名列第一。綜合各方評語,給予我的頒獎詞為:
    在陌生的文化現場,通過電視媒介的影響同步傳播文化,利用文化的力量提升電視節目的品質,擴大觀眾
    的精神視野,堪稱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第一人。 我妻子代表我去領了獎,獎座是一只銅鑄的握著電視遙控器的手,上面刻有我的名字。妻子說,這才是大眾之手,讓那些人嫉根去。
    這一切,使我在接到繼續大規模考察歐洲的邀請時,沒有推托。我只是請求劉長樂、王紀言先生允許我好好考慮四天。我在考慮,能否在完成電視臺考察主題的同時,繼續我對中華文明的對比性思考。 第四天,劉長樂先生在鳳凰衛視說:“手機打得燙手了,他” 其實,這是他們給我的機會,使我思考延伸,我不知該怎么感謝他們。他們知道我不會有別的要求,便給予了一個與上次一樣的待遇:讓妻子在考察開始時陪一段。
    直到走完之后統計,這次考察的歐洲城市共有九十六座,路過的不計在內。走得那么全,在歐洲旅行家中也寥寥無幾。 我還是像上次那樣,每天一篇日記,一段“秋雨錄”,總是匆匆寫完,來不及修改就立即傳出。但那里所寫的內容,注重對歐洲的理解,與我自己的對比性思考很不相同。這也正是我在《行者無疆》之后,還要作以下提挈的原因。

    4
    我這次到歐洲,是專門來尋找中華文明的差距的,以便構成對上次考察的逆向互補。

    課題非常宏觀。由此想到,我真是命苦,一切宏觀的大.思考歷來總要在臟言惡語的縫隙中進行。只要找到一條縫隙,讓我遁入半山,或逃往天涯,總能夠俯仰天地、吞吐古今;但這種縫隙中的宏觀勞作畢竟太郁悶了,我已身心疲憊。
    在歐洲大地上探索中華文明的不足之處,這樣的課題就深度和廣度而言,在我此生已無法多次承擔,于是,我像趕時間一樣滿地小跑,急急地尋找一個個對比點,趕在他們最后把我滅掉之前。
    總括起來,我在九十六座城市間找到了三十多個對比點,其中有八個,印象特別深刻。
    這八個對比點中——
    有一行字母;
    有一片墓地;
    有一份圖表;
    有一個城堡;
    有一些座位;
    有一群閑人;
    有一塊巨石;
    有一面藍旗。
    看上去,這些對比點都不大,甚至有點瑣碎,其實都牽連著兩種文明的深層經絡系統。我已經習慣于從感性片段來捕捉整體魂魄,因此總在這些對比點面前徘徊良久。
    那么,這些點,也成了我個人在歐洲大地上投下的思考路標。
    忘掉國內發生的一切吧,我又開始在遠處流浪了。

    5
    先看那一行字母。我由此對中國當前社會轉型中文化的地位,
    作對比性思考。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M—E—D—C—I,在街邊、門墻、地上都有。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寫。
    按照中國的思維方式,一個有錢有勢的貴族門庭,必然是歷史前進的障礙,甚至是社會革命的對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讓我們吃驚了。
    最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文藝復興,世界的現代是不可設想的;如果沒有佛羅倫薩,文藝復興是不可設想的;如果沒有美第奇家族,佛羅倫薩和文藝復興都是不可設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營造了一個新文化的中心,把財富和權力作為匯聚人文主義藝術大師的背景,構成了一個既有挑戰性質,又有示范性質的強大存在。歷史,就在這種情況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紀。哐、哐、哐,腳步很重,腳印很深。但丁的面模供奉在他們家里,米開朗基羅和達·芬奇的蹤跡處處可見,大衛的雕像驕傲地挺立著,人的光輝已開始照亮那一條條堅硬的小方塊石子鋪成的狹窄巷道。盡管當時的佛羅倫薩還沒有產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這座城市卻在感性形態上,在驕傲激情上,為近代歐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國的歷史轉型期,總是缺少這種前瞻型的貴族結構,因此也就看不到權力資源、財富資源和文化資源的良性集結。中國的社會改革者們更多地想到剝奪,這種剝奪即便包含正義,也容易使歷史轉型在搖擺晃蕩中降低了等級。
    這中間,最關鍵的是文化資源。歷史轉型常常以權力和經濟開道,但要讓這個轉型真正具有足夠的高度和重量,不可以沒有一大批文化大師的參與。美第奇家族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出色,他們對于一代藝術家的發掘、培養、傳揚、保護,使新思想變得感性,使新時代變得美麗,而且,是足以留之于歷史的感性和美麗。
    這座城市的市民并不是天生具有高超審美水平的,但他們在追隨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卻在追隨藝術大師,這兩度追隨,時間一長,就成了一種集體提升。
    由此明白,歐洲人整體審美水平的提升,尤其在建筑、音樂方面,都與長久追隨貴族時尚有關。
    這一切,在中國都很難做到。我在《行者無疆》中寫道:
    由美第奇家族聯想到,中國古代的顯貴、官僚、豪紳,一般只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書畫,不愿意在公共領域大規模地優化藝術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墻內,毀棄在隔代間,難于積累成實實在在的社會財富,讓庶民共享。另一方面,我還從中國文化人的傳統心態,作出了反省:
    在佛羅倫薩大街上我反復自省:為什么自己與美第奇家族無怨無仇,卻從一開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們對文藝復興的巨大影響呢?也許與中國的某種傳統觀念有關。
    中國的民間藝術家和文人藝術家歷來以蔑視叔貴為榮,以出入權門為恥,而與~,frl同時存在的宮廷藝術家則比較徹底的成了應命的工具,描富吟貴、歌功頌德。這兩個極端之間幾乎沒有中間地帶。我們似-~–~艮難想象當年佛羅倫薩的那些藝術大師,出入權門而又未曾成為工具。
    可見,我在佛羅倫薩想得更多的并不是藝術,而是社會進步的資源合成,以及歷史轉型中的文化功能。中國的一次次進步和轉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還誤以為暫時犧牲文化是必要的代
    價,不知道此時此刻的成功關鍵,恰恰在于必須開創一種新文化。

    6
    再看那一片墓地。我由此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人格和行為方式,作對比性思考。
    我說的是德國柏林費希特、黑格爾的墓地。其實,歐洲可供憑吊和游觀的學人墓地很多,隨之還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讓后人領略一個個智者的靈魂。 其實,那也是歐洲的靈魂。 歐洲覺醒在佛羅倫薩,卻又在這些中歐、西歐智者的思考間獲得集體靈魂,走向精神的厚實。
    德國的這些思想家,我以前在著述和講課的時候經常提到,這次面對他們的墓地和種種遺跡,產生了一種近似于“全息生態”的沖撞。我在寫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時已經把中國古代文人的生態比較深入地觸摸過一遍,因此在面對德國思想家們的遺跡時又隱含著重重對比,感覺更加強烈。
    同樣是知識分子,德國的同行在整體上遠比中國同行純粹,并因純粹而走向宏偉。歷代中國人哪怕是最優秀的,都與權力構架密切相連,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種密切的反向連結。因此,他們的“入世”言行總是直關社會利義,構不成獨立的文化思維;他們的“出世”言行則表現出一種故意,雖有性靈巧思卻難成大氣。直到今天,中國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熱鬧和書蠹式的寂寥間徘徊,兩方面都不到位,都帶有自欺欺人的虛假。
    德國學者很少有這種情況,即使像歌德這樣在魏瑪做大官,也不影響他獨立的文化思維和完整的藝術創造,例如完成了《浮士德》。黑格爾龐大的哲學架構和美學體系,更不可能是應時之作。他擔任柏林大學校長,算是一個不小的行政職務了,卻也堅守大學創始人威廉·洪堡的宗旨,實行充分學術自由,不許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爾的思維更加開闊的是康德,卻比黑格爾更加安靜,終身靜居鄉里,思索著宇宙和人類的奧秘。 但是,即便這樣,他們也決不偽裝出拒絕社會、擺脫大眾的清高模樣,而事實上,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也確實無遠弗屆、處處滲透,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整個歐洲的精神支柱。

    7
    再說那一份圖表。我由此對中國文化缺少創新意識的自滿’作對比性思考。
    圖表在法國里昂的一家博物館里,列出了這座城市在十九世紀的創造和發明。我細細看了三遍,每一項,都直接推動了全人類的現代化步伐,從紡織機械到電影技術,多達十幾項。
    這還僅僅是里昂,擴而大之,整個法國會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紀結束,無論是法國的各級官員還是知識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國和德國的創造發明,法國遠遠落后了!
    正是這份圖表,促使我在里昂的一座大橋上對著電視鏡頭發表了一長段談話,中心意思是:我們再也不要躺在遙遠的“四大發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國由于長期封閉,不僅基本上沒有參與近代文明的創造,而且對西方世界日新月異的創造態勢也知之甚少。結果,直到今天,
    組成現代生活各個側面的主要部件,幾乎都不是中國人發明的,而我們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間疼痛,仍在“四大發明”和其他零星“國粹”中深深沉醉。這種情形,使文化保守主義愈演愈烈,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學者對中國早期發明的高度評價,常常會被我們誤讀。因此,我在牛津大學時曾借英國李約瑟先生的著述來提醒同胞:
    歷史總是以成果來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頓和達爾文,以后,幾乎整個近代的科學發展,每一個環節都很難離得開牛津和劍橋。地球被“稱量”了,電碰波被“預言”了,電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結構被發現了……
    身在大學城,有時會產生一種誤會,以為人類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這種誤會下,站出來一位讓中國人感到溫暖的李約瑟先生,他花費幾十年時間細細考訂,用切實材料提醒人們不要—味陶醉在英國和西方,忘記了遼闊的東方、神秘的中國。
    但愿中國讀者不要抽去他著作產生的環境,只從他那里尋找單向安慰,以為人類的進步全部籠罩在中國古代那幾項發明之下。須知就在他寫下這部書的同時,英國仍在不斷地創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個電子管,第一臺雷達,第一臺計算機,第一臺電視機……即便在最近,他們還相繼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試管嬰兒的消息。英國人在這樣的創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整理得比中國人自己還要完整,實在是一種氣派。我們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氣。

    8
    那一座城堡。我由此對中國文化在近代以來的激進主義選擇,作對比性思考。
    我是指英國皇家的溫莎堡,以及不遠處的伊頓公學。
    中國近代,受法國激進主義影響較深,從法國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慷慨陳詞、鐵血拼殺、摧枯拉朽、翻天覆地,感染了無數試圖拯救中國的改革者們。相比之下,對英國的溫和、漸進、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后來,連法國社會最終安定在什么樣的體制下也不關心了,關起門來激進得無以復加,信賴“不破不立”、“以破代立”、“只破不立”的革命邏輯,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語言暴力。
    很容易把這種激進主義當作理想主義加以歌頌,即便是在經歷“文革”這樣的極端激進主義災難之后,還有不少人把一針見血、刺刀見紅、劍劍封喉、窮批猛打作為基本的文化行為方式,卻沒有引起人們警覺。而事實上,這種激進主義對社會元氣的損傷、民間禮義的破壞、人權人道的剝奪,業已釀成巨大的惡果,不僅禍及當代,還會貽害子孫。
    對此我早已切身感受,又讀過李澤厚、劉再復、甘陽等學者的相關論述,深以為然,但在深秋季節進入溫莎堡和伊頓公學東張西望地漫步長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說服。
    我把自己在溫莎堡和伊頓公學里產生的感想寫到考察日記里發表了:

    英國也許因為溫和漸進,容易被人批評為不深刻。但是,社會發展該做的事人家都做了,該跨的坎人家都跨了,該具備的觀念也一一具備了,你還能說什么呢?
    較少腥風血雨,較少聲色俱厲,……只是一路隨和,一路感覺,順著經驗走,繞過障礙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發展快就怎么走,這種社會行為方式,已被歷史證明,是一條可圈可點的道路。
    由英國出發,我還認真地考察了歐洲其他國家的王室和貴族集團,產生的感覺也與過去的成見有很大不同:
    貴族集團在整體上因不適應現代社會變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批優秀人物審時度勢,把自己當作現代規則和貴族風度的結合體,果然產生獨特的優勢,受到尊重。現在歐洲的一些開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麥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們有時甚至還奇跡般地成為捍衛民主、恢復安定的力量。因此我這一路曾多次聽那些國家的民眾說,如果改為總統制,他們也極有可能當選。
    這種情景使我明白,中國在實行激進主義的時候,還常常犯有“顧名思義”的毛病。一個名號,一個稱呼,一個頭銜,一頂帽子,成了毀滅或爭奪的全部理由,結果使社會步伐一直晃動在浮表層次上,而無視實質。
    有趣的是,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社會經濟生活放棄了激進主義,使得一部分人對“貴族”一詞產生了另一個方向的“顧名思義”,開始躲躲閃閃地以“貴族血統”或“貴族學校”相標榜。對此,我不客氣地寫道:
    中國歷史和英國歷史千差萬別,因此我們完全不必去發掘和創造什么貴族。有人說這只不過是說著玩玩而已,而在我看來,這種玩樂包含著很大的損失和危險。把“盜版”來的概念廉價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種便宜,實際上卻會損害很多本來應該擁有確切身份的人。例如那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貴族,老人家必然處處露怯,其實一個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虛飾地成為一個研究典型。
    當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來還會在未知天地中尋找人生目標,一說是貴族,即便是說著玩玩,也會引誘其中不少人裝神弄鬼起來。中國很多人富裕起來之后很快陷入生態紊亂,不知怎么過日子了,文化人批評他們缺少文化,其實在我看來,更多的倒是受了那些看起來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我認為,中國應該從英國和歐洲其他保留王室的國家學習的,不是“貴族”名號,而是一種精神平衡原則。 這種精神平衡原則主要有兩點: 一、傳統文化與創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極致; 二、個人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 中國恰恰是在這兩點上,一再地顧此失彼,偏于一端,甚至你死我活,兩敗俱傷。

    9
    有一些座位,也成了重要的對比點。我由此對中國文化在近代城市生態上的缺漏,作對比性思考。

    記得是在巴黎尋找薩特常去的咖啡館時,強烈感受到城市生態的特殊風韻,并由生態聯想到心態的。
    我這樣描述他們的聚集心態一
    他們可以如此地不關顧別人的存在,其實恰洽是對別人存在狀態的尊重。
    尊重別人正在從事的工作的正當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別人工作的不可干擾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別人工作時必然會固守的文明底線,因此不作提防。這一切對他們來說已經習慣成自然。
    其實,他們的氣場之墻是半透明的。他們并不是對周圍的一切無知無覺,只不過已經把這種知覺泛化,泛化為對熱鬧人世的領會,對城市神韻的把握。我們的慣常生態卻正好相反:
    我們早已習慣,不管站在何處,坐在哪里,首先察看周圍形勢,注意身邊動靜,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
    中國文人歷來主張“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是最講獨立,但是,雖散,卻遠遠窺探,雖散,卻單—趨同。法國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國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隱索微、如數家珍。
    這些對比所包含著的文明差異,非常豐富。
    一種集體的生態和心態,是由共同規則長期訓練出來的。這樣的共同規則,便是城市文明的基石,比樓房和街道還要重要,但在我們中國的城市間,形成不多。即便后來有了一系列規定,也往往缺少周致的理性衡定,更來不及沉淀為心照不宣的約定俗成。
    在盧森堡,我在一系列觀察中集中地思考了中華文明在都市邏輯上的薄弱,覺得這很可能是目前城市化進程中最大的軟件障礙。我寫道:
    康德說,歐洲啟蒙運動的巨大功效,是讓理性滲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國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啟蒙運動在內,總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遠的概念上,很少與日常生活連接起來。結果,他們所傳播的理性原則往往空洞干澀,無益于具體生活,也無法受到生活的檢驗;同時,他們自己所過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邏輯。
    其實我們生活中有太多的集體行為需要疏通邏輯,有太多的行業性邏輯需要獲得整體協調,這本是文化人應該站立的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歡做這些事情,也不希望別人來做,反而樂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邏輯的情緒中異想天開。
    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上很少有機會讓文化人來參與都市邏輯的構建,也許那時的歷史不在乎都市,也許那時的都市不在乎邏輯,也許那時的邏輯不在乎文化。這種情景所產生的惡果,現在由都市來承擔。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學人中,居然有幾個靜下心來,細細研究國際間和我國歷史上的文明行為規范,對照現實社會的反面例證,寫出一本本諸如《行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約》這樣的書來。

    在歐洲考察過程中,城市文明的問題想得最多,到了比利時的布呂赫(臺灣譯布魯日)棲息幾日,還查閱了近來國際間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資料,作了一次歸結性思考。這次思考的脈絡,后來也寫入了考察日記,發表時加了一個奇特的標題:((與平庸一起棲宿》。

    10
    現在要面對的另一個對比點,是沿途處處可見的一群群閑人了。我由此對當代中國民眾在忙碌的經濟奮斗中缺少人文目標的盲目性,作對比性思考。
    在歐洲各地,總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閑地坐在路旁一張張小桌子邊的閑人。他們吃得不多,卻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報,偶爾抬頭打量街市,目光平靜,安然自得,十分體面。
    這又與我們中國人的生態構成了明顯對比。
    記得在意大利時曾通過翻譯與當地的一些朋友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有很多中國移民特別是我們浙江移民在歐洲謀生,意大利朋友對他們既欽佩又納悶。佩服的是,他們通過自己日以繼夜的辛勞,快速地克服了地域、語言和文化背景上的巨大障礙,不僅在當地站穩了腳跟,而且還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納悶的是,他們幾乎沒有閑暇,沒有休假,讓人看不到他們辛勞的目的。說是為了子女,子女一長大又重復這種忙碌。
    平心而論,我比外國朋友更能理解我們同胞的行為方式。以前長期處于貧困,后來即便擺脫了貧困也沒有能夠進入歐洲式的福利社會,對自己家庭今后的日子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頭苦干來積累財富,爭取比較長久的安逸。 但是,問題在于,當這種苦干擴大為一種群體行為,又由群體行為演變成心理慣性,在一個個目的達到之后還在無休止地延續,那就陷入了盲目。
    我在羅馬時,驚嘆因絕大多數市民休假而幾乎空城的景象,并由此想到了他們與中國人在文明生態上的重大差異。休假,牽涉到人與自然、藝術、體育的關系,所以這種差異在內涵上相當深刻。我寫道:
    中國人刻苦耐勞,偶爾也休息,但那只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歐洲人反過來,認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為了休假,因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雜務中斷,使焦灼凝凍,使肢體回歸,使親倫重現,亦即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復人性。這種觀念融化了西方諸如個^權利、回歸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則,很容易廣泛普及,深入人心……
    中華文明注重實用理性,絀于終極思考,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較少關心人文理想。這一點,歐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歐有些國家,近年來經濟發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實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
    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寫下了一段話:
    更值得我們留心的,是經濟背后的文化理念。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的標準來評價經濟關系的原則,令人感動。
    我學著概括了他們那里的一系列邏輯關系——
    社會安全靠共同福利來實現;

    共同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
    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
    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
    正常秩序靠社會責任來實現;

    社會責任靠公民義務來實現。
    因此,財產必須體現為義務,自由必須體現為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其實,這已觸及到人類的終極關懷。
    我說,想到這里,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很值得處于高速發展中的國家關注。
    那么,縮小了看,那些在歐洲很多街邊可以看到的休閑人群,也值得我們進一步讀解。正在快速積聚財富的中國人,有沒有想過自己今后的生態模式呢?財富無限而生命有限,當人生的黃昏終于降臨,你們會在哪里?

    11
    接下來,是那塊巨石。我由此對中國文化歷來看重老式榮譽、輕視法律意識的傳統,作對比性思考。
    從瑞典出發到冰島,就一定要去看看辛格韋德利火山巖間的那塊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時那里非常寒冷,卻咬牙忍凍站了很久。初一聽,那是北歐海盜和他們的后裔們自發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但我對著法律石卻想到了中華文明的一大隱脈,后來回到冰島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幾天時間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童。
    中華文明的這一大隱脈,就是武俠精神。以家族復仇為起點,神奇、痛快、亮麗、壯烈,充滿了官方史記之外的世俗人格崇拜,成為諸多敘事藝術的不衰題材。
    然而,在冰島辛格韋德利的法律石前,我發現了當年北歐的好漢們如何花費幾百年時間,痛苦地更換榮譽坐標,改寫英雄情懷。
    更換和改寫的結果,是放下長劍和毒誓,去傾聽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鐘聲。這就與中國好漢們遇到的招安還是不招安的問題判然有別了。如果說他們也被“招安”了,那也不是被朝廷和官府,而是被法律和宗教。這之間的區別很大,卻又異中有同。我寫道:
    北歐的海盜憑著兩只烏鴉的指引到達冰島是九世紀前期,一百年后已陸續來了約兩萬人,他們多數已經是和平的拓殖定居者了,但控制著他們的還是讓人熱血沸騰又毛骨悚然的人生觀念。
    按年代比照,這是中國歷史上相當于關漢卿、王實甫他們在吟詠著趙匡胤到李后主的故事。
    很多好人本來是為了求一個社會公正而勃然奮起的,結果卻給他人帶來更大的不公正。這樣的例子比此皆是,所以東、西方都會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無規則又企盼規則,即便盼來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難平。這是人類很難通過又必須通過的精神險關,只有通過了這個精神險關,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別注意的,是北歐的好漢們通過這個精神險關時的掙扎過程,以及《薩迦》對于這個掙扎過程的細致描述。相比之下,中
    國好漢們心中的“社會公平”,一直是主觀的,單向的,復仇式的,因此與法律的關系始終是對立的,沖撞的,不屈服的。
    《薩迦》記載,“好漢中的好漢”尼雅爾和貢納爾等人既看到了以復仇為基礎的老榮譽,又看到了以理性為基礎的新榮譽,而且,還看到了當時法律的代表者是一個小人,但他們還是愿意為新榮譽和法律,獻出生命,并忍受譏笑。我在狂風卷窗的冰島旅舍里寫道:
    這兩個男人的關系已使人們看到,在當時的冰島,男人們的終極追求是榮譽,而榮譽的主要標志是不計成敗的復仇……
    在復仇的血泊邊,也有一些智者在開始構建另一種榮譽,這種榮譽屬于理性與和平,屬于克制和秩序,但一旦構建卻處處與老式榮譽對立。尼雅爾和貢納爾就長期在這兩個榮譽系統間掙扎。他們眼前有親屬的哭訴、真實的尸體和雄辯的慫恿,他們都忍下了,同時也忍下了眾人的譏笑和內心的煎熬。
    他們已經意識到,只要稍有不忍,就會回到老式榮譽一邊,個人受到歡呼,天下再無寧日;而如果能忍,則有可能進入一個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的新天地,但此刻卻要忍氣吞聲。
    這樣的人物形象,在同時代的中國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來也就更難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當作了一個重要的對比點。
    這里發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納、海明威、博爾赫斯非常興奮,但是,由于海險地荒,他們都未能到冰島來看看。我來了,并在這里想著中華文化。

    12
    最后一個主要對比點,是一面藍旗。我由此對中國文化中越演越烈的民族主義偏執,作對比性思考。
    這是在八個主要對比點中最現代的,因此可以作為歸結。
    這面藍旗,就是歐盟的旗幟,在歐洲到處都可以看到,卻更權威地飄揚在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大堂門口。離歐盟總部僅四十公里,便是改寫了歐洲近代史的滑鐵盧戰場。這種近距離的對接,讓我不無震撼。
    歷史的話題、不朽的偉業、成敗的英雄,總是維系在滑鐵盧和其他許多戰場上。永久的目光,總是注視著在炮火硝煙間最后升起的那面勝利者的旗幟。然而,歐洲終于告訴我們,最后升起的旗幟無關勝負,無關國家,無關民族,而是那面聯合的旗,與藍天同色。
    我們中國人已經關注到了這個現實,但對這個現實中所包含著的深意,卻還比較漠然。
    就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而言,歐洲是最有聲有色的。從古代到近代,世界歷史上最英勇、最傳奇、最殘酷的篇章,大半發生在歐洲的民族國家之間,而其中突現而出的民族精神、愛國熱情、感人言行、大將氣魄,也都作為全人類的正面財富,深入人心。對此,歐洲居然有更宏偉的良知,提出了反證。
    中華文明具有一種開闊無垠的天下意識。民族國家的概念,則興盛于真正面臨國破家亡的年月,例如宋末、明末和清代后期,而且一時成為文人官吏的人格操守,楔入中華文明的顯赫部位。到了
    近代,又因列強入侵而重新調集,隆重譜寫。這一些,都是合理的,但如果在早已不同的時代環境中仍然作為我們應對外部世界的基本態度,顯然不合適了。
    人類社會存在著遠遠高于民族國家的普遍原則,每個個人也存在著超乎國家公民之上的人權身份,當代世界更存在著大量任何國家無法單獨解決的共同課題。我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考察時已經感覺到,一種民族文化如果過度地夸張了自衛敏感,就會把自己的體量削尖,進入仇仇相報的永久輪回。目前,當中國終于大踏步走向國際社會的時候,既有可能因視野的打開而更顯氣度,又有可能因競爭的激烈而倒退回狹隘,兩種可能都已呈現為大量事實。 我還記得小時候在語文課上讀到都德的小說《最后一課》時的感動情景。故事發生在因戰爭牽動土地歸屬和文化歸屬的敏感地帶,我當時就想,像小佛朗士這樣的孩子,長大后一定會成為愛國的士兵而浴血戰場吧?年歲使我改變了這種預期,上一次到中東歷險曾在戈蘭高地和巴勒斯坦難民營與當地的許多孩子有過交談,他們大多還是當年的小佛朗士,而我則已不希望他們再是那樣。
    到斯特拉斯堡,我知道,這正是都德《最后一課》的取材地,滿街行人應是小佛朗±的后代,那里有歐盟的一個辦公處,大廳最中心地位是一位叫做路易.韋絲的女士塑像,據說歐盟開會時與會代表都會向塑像敬禮,她是為歐洲聯合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人物。我想,當年,在她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也讀過都德的《最后一課》吧。但她的結論不是為國界而浴血奮戰,而是用和平的腳步模糊國界。
    由此,我想起在日內瓦的聯合國歐洲總部的兩幅壁畫。在這兩幅壁畫之下,幾十年來各國政要唇槍舌劍,但這兩幅壁畫卻描繪了兩個最根本的題材:什么是一個國家的勝利,什么是一個國家的失敗。勝利的儀式上,年邁的老母親們對著一具具烈士的靈柩呆若木雞;失敗的俘虜中,復仇的烈火已從雙眼燃燒到了雙拳。畫這兩幅壁畫的是西班牙畫家,我想,這是藝術家用自己的語言在各國政要的頭頂發言。
    于是,我覺得,在歐盟的那面藍旗下,我有一些話應該寫給中華文化:
    康德終身靜居鄉里,思維卻無比開闊。他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克服反社會傾向而實現社會性,克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范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正是這種構想,成了后來歐洲統一運動的理論根據……我本人也更喜歡康德,喜歡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歡他隱藏在嚴密思維背后的遠見。民族主權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歷程早已證明,對此張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而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別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會傾向”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接近于我們現在所說的“反人類”,而康德所說的社會就是人類有秩序的和諧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類的整體理性來克服反社會狀態,遠比費希特強調的民族精神和黑格爾強調的國家學說重要。

    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將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后面,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龐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這件事上,不應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這是我今天在歐洲的“最后一課”。

    13
    八個對比點,概如上述。 其實,在歐洲尋找與中華文明的對比點,真可謂無處不見。小到生活細節,大到歷史名邸,都讓我感慨萬千。就歷史名邸而言,例如德國柏林斯泊利河畔那幢白樓,一百多年前中國公使館的所在地,以及在英國、法國的類似地點,最可以用來作為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近距離對比的遺跡現場。而且,我本人也搜集過中國第一代夕卜交人員的種種資料,其中有些人物如駐英公使郭崧燾、劉錫鴻等人的政治文化紛爭,很適合我的表述方式。但是,我又提醒自己,這是《文化苦旅》、《山居筆記》時代的題目,現在我的考察已承擔不同的任務。
    我寫那兩本書時,態度是誠懇的,卻稍稍表現出一種現代人的優越感,似乎對筆下的種種事情,已經有資格遠眺和俯瞰。這次在歐洲,我否認自己有這種資格,因此也舍棄了那些使館老樓。
    八個對比點,與上一次考察時發掘出來的中華文明延續至今的一系列原因,數目相近,如此一正一負,一陰一陽,也就構成了大體平衡。上次發掘出來的一系列原因,有明顯的邏輯關系,這次的八個對比點,看似比較隨意,其實邏輯結構還比較完整,讀者不難尋找出來。
    我的敘述比較匆忙,原因是要與國內的誹謗圍攻者們爭搶時間。在歐洲各座城市,只要遇到華文讀者,交談七八分鐘之后必然會問起我被誹謗的種種話題,我都不知從何回答。由此想到,金牙齒和北京余某等人,實在是威力無邊。我想不起在歷史上有哪一個文人遭受過如此國際規模的傷害。但是,完全沒有心思來做自我洗刷了,只想在下一撥惡浪來到之前快一點把我在歐洲的考察結果告訴讀者。因為等到下一撥惡浪掀起,任何誠懇和敘述都會被徹底敗壞。

    14
    在歐洲考察,當然不會像上次那樣恐怖,但也不是預想的那樣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義集團在不斷地制造事件,我們在那里時天天受到人們緊張的提醒,不能不小心翼翼德國的“新納粹”專挑外國人動手,這又要讓我們一直處于警覺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帶,我們被告知,即便是在街邊停車吃一頓飯,出來時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車輪;一個當地人說:“我們這個區,至少有一半人進過監獄。”這可能有點夸張,但追捕黑手黨的凄厲警笛卻確實常在耳畔;歐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盜事件的發生如家常便飯,連法國圖盧茲這樣原以為最平靜的城市,我們也遇到了大爆炸……
    我們車隊的勺重大失竊發生在巴黎,車上的幾個大箱子都沒有了。后來經過細致的回憶,發覺由于我們不熟悉市內交通而臨時雇
    來的司機有極大的疑點,他很可能是盜竊集團的成員,停車時故意沒有把車門鎖住。
    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我們停在不同停車場的幾輛車,車窗全部砸得粉碎,幾臺手提電腦不見了,連我的數碼相機也不翼而飛,包括全部彌足珍貴的考察照片。去警局報案,警察平靜地說,那是吸大麻的人沒錢了才這么干的,但這樣的案子天天發生,從來沒有破過。,一 這一切說明,盡管我一路都在以歐洲文明為坐標來尋找中華文明的短處,但歐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煩也很多。人類的很多災難是互滲的,連我在中東和南亞看到的種種危險,也都在歐洲有明顯的投射。可惜,優秀的歐洲,對于世界其他地區的災難已經失去敏感和關切,對于已經來到身邊的危機也缺少應對能力。我寫道:
    上幾代東方文化人多數是以歆羨和追慕的眼光來看待歐洲文明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種以誤讀為基礎的濫情和淺薄。這種傾向在歐洲本身也有滋長,原因是它突然還清了一切舊賬,隨之也就卸除了多種歷史負擔,其中既有負面的負擔,也有正面的負擔……當歷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歐洲的旅途使我對弗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杰夫(Alexandre Kojeve)的觀點產生質疑。這種觀點認為,歐洲集中了從基督教文明到法國大革命的多種營養,戰勝了諸多對手,在物質的充裕、個體的自由、體制的民主和社會的安定等各個方面已進入了歷史的終結狀態,今后雖然還會有局部沖突,整體趨向卻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消費和游戲。
    我覺得,這種觀點,是一種躲藏在自己價值系統里的閉目塞聽,是在全球一體化過程中對各地實際存在的危機、積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因此,也是對人類正義和公平的冷漠。歐洲的這種心態也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不安全,因為當一種文明不能正視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失去以往在與蒙昧和野蠻搏斗時沉淀的歷史力量,削弱了自己的體質。
    面對這種狀況,我們在學習歐洲文明的時候,不能繼續像文化前輩那樣一味抱歆羨和追慕的態度,而應該用“旁觀者清”的目光作出另一番透析。我一直在想:
    憑我以前的閱讀印象和實地探訪,朦朧覺得歐洲文明應該有一具粗獷而強悍的生命原型,有一個貫穿數千年的歷險情節,有一些少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無法追究的羞恥和悔恨,有幾句聲調低沉的告誡和遺囑。只有找到了這些,才能實實在在安頓我們原先熟悉的那些學說、大師和規程. 結果,我一方面在尋找歐洲文明與中華文明的一個個對比點,一方面又描繪起歐洲本身的魂魄圖譜,并讓它梳理成一個宏大的情節。 宏大的情節居然由“散文”組成,只因它的主角是一片大地。昧,愚昧的行動是迫害,迫害的對象是智者,因此,佛羅倫薩的黎部大海邊的遠航,使這片土地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巨大的文明腳步,伴隨著巨大的人格災難,也卷起了巨大的戰爭塵土,終于,由現代智慧撫摩著千古傷痛,而歸于平靜。以后會是怎樣?還
    我把歐洲文明放回到了災難的邊緣上,是為了進一步證明一切文明的第一本質在于它們與非文明的區別。這一點,遠比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區別和沖突重要。因此,只要是文明,就不必在互相對比和沖突中過于自卑,或過于驕傲。
    以此為歸結,顯然與現在多數歐美學者的主流思維有很大不同,這大概是因為我立足于中華文明的緣故。我在《行者無疆》自序里說:
    這也體現了我們與亨廷頓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個文明之間的沖突,而我們需要呼吁的是,這些文明如果真正稱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語言,一定有共同的敵人。
    我寫這段話的時間是二oo一年二月三日,七個月后,發生了“九一一”事件。從“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二天開始,我不斷收到很多讀者來信來電,對我的預見表示贊揚。他們倒不是針對這番論述,而是針對我在《千年一嘆》中指出目前全世界最恐怖地區的所在,并發出警告。韓國和日本快速地翻譯了那本書,并把這件事說成是“亞洲人自己的發現”。
    我的回答是“斷言什么地方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并不需要很高的水平。任何一個文化人,只要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重,只要放下那些自欺欺人的概念游戲,睜大自己的眼睛去看,都會得出近似的結論。我自己更珍視的考察成果,是從對比中獲得了對中華文明的重新認識。”《<千年一嘆>修訂版說明》)
    至此,我對世界各大文明的考察,大體完成了吧?
    我自己默默點頭。
    在赫爾辛基,一位芬蘭教授說我“可能是世界上走得最遠的文化人”。他的理由有兩點:一、很多年來沒有發現歐美文化旅行者走通過從埃及到南亞的危險長途;二、即使有個別人走通了,也一定沒有深入地考察過中華文明。

    15

    臺灣《中國時報》的朋友們興奮地來電告知,我因兩度大規模的越野考察和寫下的考察日記,獲得了“白金作家獎”。怕我對這個獎項不重視,還特地告訴我,前次獲獎的是美國最著名的刑偵專家李昌鈺博士。
    我與妻子立即商量決定,這個消息與以前的其他類似消息一樣,暫時不在中國大陸透露。因為在我考察歐洲期間,對我的誹謗聲勢更大了,而誹謗的內容,則越來越不知所云。我從來就沒有怕過他們,但怕獎項受污。’ 大陸有些記者從海外網絡上看到這個消息,打電話來詢問,妻子總是回答:“沒聽說,可能是誤傳。”
    不久深圳書城的總經理陳錦濤先生打來電話,說據市場統計報表,近五年國內十大暢銷書的排列中,我一個人占了三本。妻子馬上就希望他不要對此作任何宣傳。妻子也早已不怕那些誹謗,只是不想自家窗外有太多的蚊蠅和異味。 考察歐洲時,她陪了我一小段就回國了,主要原因是上海的家要搬,她要回來張羅。
    我家最多的是書,整整一百二十箱,全由她一個人整理、捆扎、裝箱。只向在匯金百貨公司工作的朋友金國良先生借了一批用過的紙箱,沒讓其他人幫忙。這事后來被我責怪,她說:“花費幾個月時間翻閱那么多書,翻完一疊捆扎一疊,實在是得益不小。”
    她還要整理我的全部來信,把海內外重要的學者、作家的書信按時間一一排好,卻又驚訝地發現,現在對我誹謗最兇的那些人中,以前大多寫來過最甜膩、最恭敬的信,只是我從來沒有回過。整整一百二十箱書,整整幾個月時間,僅僅她一個人,如此耐心,如此刻苦,還是讓人費解。其實,這與她知道我在遠方正做著什么事情有關。 四周都在叫罵著我的名字,而被叫罵聲包圍的屋子里邊,并沒有我。只有一個女人在慢慢地打理我的書籍,悄然無聲。她喜歡這種感覺。
    這情景,有點像日本風格的古典唯美主義電影。黑發垂地,素面黃卷,紙門布袍;屋外有冷鐵刀兵,雜牌武士,如林如墻,在月光下低吼聲聲,要捉拿房舍主人。
    月光也穿過窗欞照見了屋內的情景。房舍主人不在屋內,在萬里之外,也在女人心中。即便雜牌武士破門而入,也不能改變屋內的平靜。依然是黑發垂地,素面黃卷,好像沒有聽見刀劍撞擊的聲音。明眸仍如深潭,不起一絲波紋。
    搬家不只是搬書,雜事極多,她都慢慢地獨自處理。我回來后金國良先生告訴我:“太厲害了,那次我在匯金百貨公司見到她,不僅兩手提滿了口袋,肩上背上都掛滿了東西,就她一個人!”
    我聽了,看了妻子一眼。她笑笑,沒說什么。
    我的被罵,她的被逐,都出于對方一堆堆難于啟齒的原因,因此也可以說是沒有原因。那么,最好的回答就是這樣:不向任何人求告,靜靜地過著最尋常的生活。
    如果連這樣的生活也不讓過了,我們也不和他們打斗,只是一味躲避。躲到這個城市又被罵,那么再換一個城市,一路逃下去。最后,也有可能放棄城市。好在就像我們在耶路撒冷的咖啡館里說過的那樣,我們國家幅員遼闊,空間很大,有地方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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