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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借我一生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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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同濟醫院的太平間離搶救室還有一些距離。放棄搶救的最后努力后,醫院的工人要來推爸爸。我們說不,我們來推。
    太平間其實是一個冷庫,排列著很多整齊的大
    抽屜。爸爸被推進了一個抽屜,孤單單的,冷颼颼的,只剩下了這么一個小空間,而且這個小空間立即就要關閉。
    爸爸最怕冷。一陣秋風就要穿棉襖、戴帽子。他是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發布寒冬警報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曬,而且必須自己動手。他不太信任空調、火爐之類,只相信太陽,要親眼看著太陽的光和熱確確實實地經由被子,抵達他的身體。從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陽了。我敢于肯定,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卻會非常懼怕這個冰庫抽屜里的狹小空間。
    嘭的一聲,悶悶的,抽屜關上了。我們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連自己也不敢正視,趕快回家,籌辦追悼會,以忙碌來掩蓋無奈。
    為了追悼會,需要尋找合適的遺像以便懸掛,還需要尋找朋友們的通訊錄以便通知。這些都在他那個整天上鎖的抽屜里,由小弟弟余國雨去翻找。于是,一個神秘的抽屜靜靜地打開了。
    說它神秘,是因為爸爸每天都會花費很長時間坐在抽屜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們靠近,他總會輕輕合上。而且,次次上鎖,一次不忘。
    此刻我們各自都在忙著,但我的目光時時拂動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兒也許會有一些老人的秘密,會有一些疑問的答案。
    照片找出來了,誰見了都說好,當即拿到照相館去放大。我問國雨:“通訊錄找到了嗎?” “還沒有。”國雨說。 這是我預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災難剛結束時媽媽就對我說:“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開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個溫和、謙恭的人,不會把人際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樣決絕。但是我估計錯了,爸爸在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決絕,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間打掃得非常干凈,沒有留下一點有關“友情”的蛛絲馬跡。
    這也就是說,在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會上,將不會出現他個人的任何一個朋友。
    得出這個結論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這真是人生的大手筆!
    耳邊傳來國雨低低的聲音:“大哥,過來一下。”
    我連忙過去,看到他從抽屜內側幾排藥品下面,找到了一個厚厚的牛皮紙袋。 紙袋已經打開。 這是一疊泛黃的劣質紙,大大小小,各色各樣,卻被收理得非常整齊。國雨在平靜地翻動,而我,則驀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觸。
    這個差異,在于年齡。我相信與我年齡相近的人,見到這樣一疊紙張,不必先問內容,都會產生與我差不多的反應。
    那些不勻的油墨,那些套紅的標題,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驚嘆號,那些拘謹的申訴,那些反復的涂改,組合成了一種恐怖的音響,撲面而來。這就像,僅僅是屋角蜘蛛網上的幾絲白發,樹梢殘葉間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們帶入那個不敢再想的年代。 畢竟還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遠處有一雙眼睛看著我,那是媽媽。悲痛不已的媽媽也看到了國雨從抽屜里翻找出來的這一疊紙,而且也快速地判斷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動這些
    紙頁,一定會一把搶過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許他用過去的傷害再傷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卻不敢走近一步,因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個她最為了解的男人把這疊紙頁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讀的重要遺物。 讀解者,是我。

    2
    第一疊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簡報。
    翻開第一眼看到一個大標題:迎頭痛擊右傾翻案風。一看時間,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這讓我一驚,一直記得批判所謂“右傾翻案風”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農場勞動前就批判上了?可見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運動罷了,而我們,已集體失記。
    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從這些油印的大批判簡報中抄錄一些文字下來,至少讓弟弟們看一看,我們的爸爸曾被什么樣的牙齒咬嚼過:
    罪行累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余學文,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后就靠了邊,但他賊心不死,憑他反革命兩面派的嗅覺,表面偽裝老實,企圖蒙蔽群眾,暗地里卻在窺測方向,伺機反撲。果然,當“二月黑風”刮起之后,這個死不悔改的壞家伙就跳了出來,公然為劉、鄧及其代理人陳丕顯翻案,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真是狗膽包天,罪上加罪。光看這一段文字,人家都會以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因為他居然有資格為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頭指向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又與北京高層的所謂“二月逆流”(文中所說的“二月黑風”)相關……而事實上,他是一個最普通的小職員。所謂為陳丕顯翻案,只是一句隨口閑聊被“朋友”們揭發了。 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實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無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當天斗批大會上余學文這個壞家伙的畫皮被層層剝開了,在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面前,原形畢露。但故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他還要伺機反撲,不要以為余學文是“死老虎”,這個老虎還沒有死,還要咬人,我們不要被他裝出一副可憐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繼續窮追猛打,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繼續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堅決擊退右傾翻案妖風!
    打倒劉、鄧、陶!
    打倒陳、曹、楊!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將譚震林!
    打倒反革命兩面派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余學文!
    念念不忘階級斗爭!

    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光芒四射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這十一個口號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實在是匪夷所思。
    我們可以依次看看這些口號。第一個口號不必說了,第二個口號中的‘‘劉、鄧、陶”,是指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陶鑄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第三個口號中的“陳、曹、楊”,陳即陳丕顯,原上海市委書記;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長;楊是指誰呢,我記不得了,大概是楊西光吧?不管怎么說,也應該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
    第四個口號中的譚震林,是國務院副總理,曾與陳毅、葉劍英等元帥一起在中南海的一個會議上帶頭批評“文革”極左思潮,被稱為“二月逆流”。
    第五個口號中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職的將軍,楊成武曾任代理總參謀長,后來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這么一個名單后面,爸爸一人獨占了第六個口號,真是風光極了。
    但是,作為過來人,我不能沉湎于這種風光。因為我知道,簡報上所說的“當天斗批大會”中的“斗批”二字意味著什么,“畫皮被層層剝開”中的“層層”二字意味著什么,“這個老虎還沒有死”意味著什么,“他裝出一副可憐相”意味著什么,“必須舉起千鈞棒繼續窮追猛打”意味著什么,‘‘再踏上一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著什么!
    這些,都不是空洞言詞,而是造反派的行動記錄。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當其他所有口號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復原職,天天見報,而位居第六個口號的爸爸,卻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個,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陽光要穿過厚厚的冰層照到他所在的社會底層,時間太長太長。
    這就出現了第二疊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藍色復寫紙墊著抄寫的申訴書。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這也就是說,在“文革”結束后的四五年時間里,我幾乎每個星期天都在為爸爸起草申訴書。
    我越寫越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雖說他“罪行累累”,但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卻是“為陳丕顯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訴時,陳丕顯先生早已是省委書記,后來又成了中央書記處書記。但是,又有什么途徑,能使爸爸的申訴讓陳丕顯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讓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寫得很漂亮,抄寫這些申訴時要一筆一畫地把力氣按到幾層復寫紙的最后一頁,每份申訴長達萬言,真不知花費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寫完一份原稿,他大約要花費三四個夜晚才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門有好幾個,因此要復寫好幾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門的收發室不重視,每份都寄掛號,還把掛號的存根號簽,用大頭針別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頁上。現在,這些大頭針已經發銹,棕黃色的銹跡與紙頁蝕在一起。

    3

    在大批判簡報和申訴書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針別著一堆紙條。
    這些紙條我看第一遍時沒有看懂,再仔細地看第二第三遍,終于,淚滴落到了這些紙條上。 這是一些借條。 這是爸爸寫給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的借條。 他知道這些借條基本不會有用,卻會招來批判。批判時必須應答有關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這些借條,從文字看非常平靜,例如: 我母要回鄉長居,回鄉的路費、房屋的修理費和日常生活費,共需要大約一百元,請求暫借,望予批準。
    這里隱藏著我家的一場大悲劇。七十多歲的老祖母在僅存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害、一個被關以后不得不獨自回鄉,卻不知在鄉下何以為生,爸爸在隔離室里毫無辦法。
    我沒想到的是,他還是拼將做兒子的最后責任,寫了這張借條。這張借條換來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
    又如:
    我領養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場結婚。我和妻子商量了,準備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再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們能勉強成家,大約需要一百五十元,請求暫借,望予批準。
    這張借條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當年在姑媽的追悼會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過這個周歲嬰兒立誓終身不婚要來養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奪過來交給我媽媽的情景,我已寫過。在爸爸寫這張借條時,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終身未婚,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對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與前去探望的媽媽商定,所送婚禮必須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來裝載,而且稍稍像樣一點。這是一個善良家庭幾十年來一個共同行為的落腳點,但造反派怎么會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這些話呢?
    追悼會上的奪嬰,終身不婚的許諾,“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語……是他內心深處的默默承載,連我們當時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卻成了一首圣潔的家庭詩篇。 還有這張借條: 一九七0年度我家五個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約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這句最普通的中國話,需要注釋一下才能顯現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災難年代規定的每個中國人的用布標準,這個標準也包括邊遠地區最貧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凍,我家還沒有用過一寸!這是連當時全國最貧困的家庭也無法想象的了。當時,由于我們幾個子女外出,家里的戶口剩下了五個人。爸爸借條上的短短一句話,今天讀來還毛骨悚然。
    我可斷言,這是爸爸在隔離室里裹著那件破棉襖瑟瑟發抖時寫的借條。當然還是無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溫暖。

    4
    爸爸寫的這些借條,使我產生一種震動。妻子見我長時間發呆,以為我是過度悲痛,其實,我是在又一次體認爸爸,并向爸爸懺悔。這種懺悔的強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僅沒有與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錢。
    借錢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什么事業,而只是為了家人衣食。這種姿態,看來很低很俗,卻給了我當頭一擊。
    這些事,本來可以由我來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為我畢竟沒有被關押。但是,我卻為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人格氣節,連想也沒有想過。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問自己:為什么當時不與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們靠近一點呢?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是好人,我如果與其中一兩個人傾訴我家苦難,他們如果動了惻隱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組織的名義去找我爸爸單位的造反派,爸爸的處境一定會有所改變。我為什么不可以給造反派一個笑臉,換下爸爸寫給造反派的一張借條?
    那么,接下來,我放棄的機會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說的那樣,當時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這當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確實也概括了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態度,我卻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當然絕對不可能去參與那些傷害他人的大批判,但當時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風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著寫幾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艱難的歲月里發配到外地農場去了,不必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間老屋里去了,極有可能換得稍有權勢的人的一點照顧。也就是說,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寫一些,爸爸又何必錐心泣血地寫那么多?
    以前,我一直滿意自己在災難中堅守著一系列人性、人道原則,這當然不錯,但在這個原則之下,應該還有一些活動空間來救助家人,我卻把這些空間堵死了。我錯誤地認為,所有的空間只有黑白分明的兩半,而不知道中間還有不小的灰色地帶。黑白分明?除了人性、人道原則之外,我哪里分得清還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濁充塞,所謂干凈也只是一種自我幻覺。我知道一切罪名都是誹謗嗎?我知道中國應該走什么路嗎?我知道國際的價值標準和人類的終極關懷嗎?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與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別,連自認為在血淚縫隙間的學術寫作,現在一看也愚鈍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后幾步,放低姿態,盡量減少一點爸爸、媽媽和全家的實際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親情,應該讓位于社會大道。歷盡災難方才明白,家庭親情本是社會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饑寒交迫的時代,更是這樣。
    我的新課本,就是爸爸寫的那些借條。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溫飽。但顯而易見,他比我崇高。作為他的大兒子,而且是他被關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難言。
    突然想起了我們學院的陳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寫到過,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裝要槍斃他的時候,一步步走到墻角后突然回身跪下,懇求道:小將,小將,不要開槍!我下有妻兒,上有老娘……
    這事我當時聽到后因聯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淚,但還是沒有參透其間深義。陳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時老學究,把槍斃當真了,因此他的“臨終”表現完全出于本能。他沒有喊政治口號,沒有擺學者風度,也沒有發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懇求了,而且把歹徒稱作“小將”。

    這種種動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將和職業誹謗者們知道,一定會上綱上線為“沒有骨氣”、“卑躬屈膝”、“軟骨蟲”、“怕死鬼”、“叛徒”、“漢奸”,就像當年的歹徒們宣布槍斃他的理由是“在國民黨反動政權下寫詩作文卻不與國民黨斗爭”一模一樣。但我現在看來,再也沒有別的作為,比陳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動作更能揭示一場災難的恐怖本質的了。
    與我爸爸一樣,陳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樣是一個有家庭責任感的中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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