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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居筆記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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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前讀到一篇外國小說,作家的國別和名字已經忘記,但基本情節還有印象。一對親親熱熱的夫妻,約了一位朋友到山間去野營狩獵,一路上丈夫哼著曲子在開車,妻子和朋友坐在后座。但突然,丈夫嘴上的曲子戛然而止,因為他在反光鏡中瞥見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一起。丈夫眩暈了,怒火中燒又不便發作,車子開得搖晃不定,恨不得出一次車禍三人同歸于盡。好不容易到了野營地,丈夫一聲不吭騎上一匹嗎獨個兒去狩獵了,他發瘋般地縱馬狂奔,滿心都是對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發現了一頭鹿,覺得那就是讓他派遣痛恨的對象,那就是自己不忠誠的妻子的借體,便握韁狠追,一再開槍瞄準,那頭鹿當然拼命奔逃。不知道追了多遠,跑了多久,只知道耳邊生風、群山急退,直到暮色蒼茫。突然那頭鹿停步了,站在一處向他回過頭來,他非常驚訝,抬頭一看,這兒是山地的盡頭,前面是深不可測的懸崖。鹿的眼光,清澈而美麗,無奈而凄涼。他木然地放下獵槍,頹然回韁,早已認不得歸去的路了,只能讓馬馱著一步步往前走。仍然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隱隱聽到遠處一個女人呼喊自己名字的聲音,走近前去,在朦朧月光下,妻子臉色蒼白,她的目光,清澈而美麗,無奈而凄涼。
      我約略記得,這篇小說在寫法上最讓人注目的是心理動態和奔馳動態的漂亮融合,但對我來說,揮之不去的是那頭鹿面臨絕境時猛然回首的眼神。
      這種眼神對全人類都具有震撼力,一個重要證據是中國居然也有一個相似的民間故事。故事發生在海南島,一個年輕的獵手也在追趕著一頭鹿,這頭鹿不斷向南奔逃,最后同樣在山崖邊突然停住,前面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它回過頭來面對獵手,雙眼閃耀出渴求生命的光采。獵手被這種光采鎮住,剎那間兩相溝通,這頭鹿變成一位少女與他成婚。這個故事的結尾當然落入了中國式的套數,但落入套數之前的那個眼神,仍然十分動人。
      兩個故事的成立有一個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須發生在前面已經完全沒有路可走的地方。如果還有路可走,那回首的目光就成了一種半途而廢的求和,味道不大對了。只有在天涯海角、絕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邊界,一切才變得深刻。
      進入這種境地,可能是被人追逼的,也可能是不小心自己闖入的,也可能是有意去尋找什么的;一旦進入,可能倉皇逃離,可能不再回返,可能由獸變人,可能由人變獸,可能煥發哲思,可能逆轉情感,可能蔑視尋常,也可能渴求尋常,總之,全都升騰得不同一般。上面所說的兩個故事都是以戀情為構架的,如果把這種構架拆除,天涯海角、絕壁死谷可能會產生一種更加恢宏的深刻。
      海明威在他的《乞力馬扎羅的雪》一開頭寫道:
      乞力馬扎羅是一座海拔一萬九千七百一十英尺高的常年積雪的高山,據說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廟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經風干凍僵的豹子的尸體。豹子到這樣高寒的地方來尋找什么,沒有人作過解釋。
      這頭豹子,就比那兩頭鹿莊嚴。
      我們海南島那頭鹿的厲害之處,在于它從傳說跳到了地面:島的南端,真有一個山崖叫“鹿回頭”,山崖前方,真叫“天涯海角”,再前方,便是茫茫大海。人們知道,盡管海南島的南方海域中還有一些零星小島,就整塊陸地而言那兒恰是中華大地的南端,于是,那兒也便成了中華民族真正的天涯海角。既然如此,那頭鹿的回頭也就回得非同小可了。中國的帝王面南而坐,中國的民居朝南而筑,中國發明的指南針永遠神奇地指向南方,中國大地上無數石獅、鐵牛、銅馬、陶俑也都面對南方,這種種目光穿過群山、越過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詢著碧天南海,探詢著一種宏大的社會心理走向的終點,一種延綿千年的爭斗和向往的極限,而那頭美麗的鹿一回頭,就把這所有的目光都兜住了。這一來,它比海明威的豹子更莊嚴了。
      這些年,海南島成了一個熱鬧的去處,我的許多朋友和學生經常從那里打電話來報告各種消息,他們興高采烈地在那里創業和冒險,我自己也已去過不止一次。與大陸相比,即便是與大陸的沿海開放區域相比,那兒的生活也是奇特而新鮮的。在“鹿回頭”的巨大塑像下,在“天涯海角”的石刻前,在通什的山寨中,在椰林夾道的環島公路上,我一直在想,這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島嶼呢?它對于隔海相望的大陸有什么獨特的意義?一切踏上了它的土地而又自稱為“闖海者”的大陸人,是否能夠真正領悟它?前不久讀到海外作家陳若曦寫海南島的一篇文章,一種小心翼翼的愛惜之情令人感動。至今沒有找到過一部完整、系統地記述海南島歷史的著作,據說有一個日本人寫過一本,也還未曾讀到。不管怎么說,大家對海南的歷史都知之甚少,這是無法掩蓋的事實。不太認識它而又偏偏讓它來承擔現代的重任,我覺得對它是不公正的。這些年我在對中原大地上各個地域文化逐一進行探測的時候,總會隱隱感到一種從天涯海角向中原大地回首的遙遠目光。我開始關注它,在歷史資料中爬剔點點滴滴有關它的遠年信號。今天,我覺得已經有可能來粗略地談談它的故事了。

      海南島很早就有人住,這些人能很早就與大陸有過往來,往來過程中有過友情也有過怨仇,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在漫長的時期中,不管是海南島還是南粵基本上都處于荒昧狀態,荒昧中為數不多的先民保持著一種我們今天很難猜度的原始生態。戰國時的《尚書?禹貢》和《呂氏春秋》中所劃定的九州島中最南的兩州是揚州和荊州,可見海南還遠處于文明的邊界之外。戰國顧名思義是政治家和軍事家特別繁忙的年代,而在海南島,只聽到一個個熟透的椰子從樹上靜靜地掉下來,啪噠、啪噠,掉了幾千年。椰樹邊,海濤日夜翻卷,藤葛垂垂飄拂。
      看起來,大陸人比較認真地從行政眼光打量這座島嶼是在漢代。打量著是兩個都被稱之為“伏波將軍”的南征軍官,西漢時的路博德和東漢時的馬援。他們先后在南中國的大地上左右馳騁、開疆拓土,順便也把這個孤懸于萬頃碧波之外的海南島粗粗地光顧了一下,然后設了珠崖、儋耳兩郡,納入中華版圖。但是這種納入是在是很潦草的,土著的俚族與外來的官吏士兵怎么也合不來,一次次地爆發尖銳的沖突,連那些原先自然遷來的大陸移民也成了土著轟逐的對象。有很長一段時間,所有的外來人不得不統統撤離,擠上木船渡海回大陸,讓海南島依然處于一種自在狀態。當然過后又會有軍人前去征服,但要在那瑞安安靜靜地待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幾番出入進退,海南島成了一個讓人害怕的地方。害怕的原因由不能說是對付不了本地人反抗,這會引起統治者的氣惱:我圣朝雄威、堅兵重甲,還能被這些土人抵擋住?因此將軍們只能說是水土不服,地氣有毒,容易染病,兵士們去了回不來。
      前些日子為找海南的資料隨手翻閱二十五史,在《三國志》中讀到一段資料,說赤烏年間東吳統治者孫權一再南征海南島,群臣一致擁護,惟獨有一位教全琮的浙江人竭力反對。他說:
      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返,所獲何可多?
      孫權沒有聽他的,意氣昂昂地派兵向海南進軍了。結果是,如此遙遠的路途,走了一年多,士兵死亡百分之八九十。孫權后悔了,又與全琮談及此事,稱贊全琮的先見之明,全琮說,當時群臣中有不少人也是明白的,但他們不提反對意見,我認為是不忠。
      三國是一個英雄的時代,而英雄也未能真正征服海南。那么,海南究竟是等待一個什么樣的人物呢?
      完全出乎人們意料,在孫權南征的二百多年之后,一個出生在今天廣東陽江的姓冼的女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幾乎是永久地安頓了海南。公元五二七年,亦即特別關心中華版圖的地理學家酈道元去世的那一年,這位姓冼的女子嫁給了高涼太守馮寶,便開始有力地輔佐丈夫管起中華版圖南端傍海的很大一塊地面,海南島也包括在內。丈夫馮寶因病去世,中原地區頻繁的戰火也造成南粵的大亂,這位已屆中年的女子只得自己跨上了馬背。為了安定,為了民生,為了民族間的和睦,她幾十年一直指揮若定,威柔并施。終于,她成了南粵和海南島很大一部分地區最有聲望的統治者,“冼夫人”的稱呼在椰林海灘間響亮地翻卷。直到隋文帝統一中國,冼夫人以近似于“女酋長”的身份率領屬下各州縣歸附,迎接中央政權派來的官員,消滅當地的反叛勢力,使嶺南與中原真正建立了空前的親和關系。
      冼夫人是個高壽的女人,如果說結婚是她從政的開始,那么到她去世,她從政長達七十余年。從中原文化的坐標去看,那是一個劉勰寫《文心雕龍》、顏之推寫《顏氏家訓》的時代;而他們的南方,一個女人,正威鎮海天。她不時回首中原,從盈盈秋波到朦朧慈目,始終是那樣和善。中原人士從“隔絕障海”、“水土氣毒”的方向看到這種目光很是驚訝和慌亂,此間情景正有點像那個追鹿的青年。
      那么,收起弓箭,勒住馬韁,也報以溫暖的笑容吧。隋朝政府先冊封她為宋康郡夫人,后有冊封她為譙國夫人,她去世后,又追謚為誠敬夫人。沒有什么資料可以讓我們知道冼夫人年輕時的容貌和風采,但她的魅力似乎是不容懷疑的。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瓊州海峽兩岸還有幾百座冼夫人廟,每年都有幾年活動,自愿參與者動輒數十萬,令人吃驚。我的學生文新國畢業后在廣東工作,被一個女性保持著數千余年的巨大魅力所震撼,花費整整十年時間研究冼夫人,寫出了一系列成功的文學作品。在他筆下,冼夫人是現今黎族的先輩俚人,而她的丈夫馮寶則是漢人。這使我突然想起,在我國眾多的少數民族中,長相特別美麗的民族有好幾個,而黎族則是其中之一。黎族姑娘的美首先是眼睛,大海的開闊深沉、熱帶的熾烈多情全都躲藏在睫毛長長的忽閃間。冼夫人把這種眼神投注給了中華歷史,這在中華歷史中顯得既罕見又俏皮。
      一種在依然荒昧、原始背景下的女性化存在--這便是盛唐之前便已確立的海南島形象。此后,中國將在無窮無盡的民族紛爭中走過千百年血腥殘殺的路程,但在海南島卻大體平靜。

      由唐至宋,中國的人文版圖漸漸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文明因子向南傾注。海南島,是這種整體變化終極性領受者。
      本來中國自殷商以來一直以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為經濟、政治中心,但是,因重要而產生爭奪,因爭奪而產生戰亂,因戰亂而產生流離,每次中原的戰亂總引起百姓的紛紛南逃。晉永嘉年間曾發生過因戰亂而有數十萬北方士人南遷的典故,這典故在唐宋年間越演越烈。詩人李白曾多次看到北方人因社會大亂而像永嘉年間那樣奪命南奔的景象,寫詩道:“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除了大規模的南奔之外,在政治傾軋中失敗的勢力常常被貶謫到嶺南,某些有隱潛思想的仕人則通過多方選擇把這里看作安全地帶。
      歐陽修編撰的《新五代史》卷六十五中有一篇傳記寫一位叫劉隱的嶺南軍官如何保護由于種種原因而南下的“中朝人士”的,其中提到當時的整體背景:
      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著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
      這里“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著往往有子孫”一句,可以李德裕為證。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兒子,自己也做過宰相,在宦海風波中數度當政,最后被政敵貶到海南島崖州(即今瓊山縣),才過一年就去世了。這么一個高官的流放,勢必是拖家帶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孫就在海南島代代繁衍,據說,今天島上樂東縣大安鄉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島上住了一千多年,當然已經成了再地道不過的海南人,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不知道,他們家族在海南的傳代系列是在一種強烈的異鄉感中開始的。
      在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古代,水急浪高的瓊州海峽所造成的心理障礙幾乎難以逾越。當時朝廷的當權者也因為這個海峽的存在而把流放海南看作是最嚴厲、也是最后的一個流放等級,離滿門抄斬只有幾步之遙了。像李德裕這樣被流放到這兒還保留住濃重的“帝京意識”的人,痛苦自然就更大。從留下的詩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島的桄榔、椰葉、紅槿花,但這一切反都引發他對故鄉風物的思念,結果全成了刺心的由頭,什么美感也談不上了。他沒有想到,這種生態環境遠比他時時關切的政治環境重要,當他的敵人和朋友全都煙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卻要在這種生態環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沒有擦去淚花多看一眼,永遠的桄榔、椰葉、紅槿花。
      海南島人們把他和其他貶謫海南的四位官員愛稱為“五公”進行紀念,認認真真造了廟,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產生在宋代,都是為主張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級別。一時間海南來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張求和的當權者似乎想對這些慷慨激昂的政敵開個小玩笑:你們怎么老是盯著北方疆土做文章,沒完沒了地念叨著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但這些人不管誰來了都是島上大事,都應該說幾句。
      先說李綱。宋高宗時做宰相,后來宋高宗自己改變了主意,也就把他流放到海南島萬安來了。一一二八年十一月李綱和兒子渡海到瓊州,向人打聽萬安的去處,人家說,萬安離這里還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過去難免遭到搶劫,一路上總是先到文昌搭海船過去,如果運氣好遇到順風,三天可以到達那里。李綱一聽,大吃一驚,已經到了瓊州竟然還有那么多艱難的路程要走!他搖搖頭長嘆一聲,先找一個地方住下來準備上路,沒想才三天,大陸方面來來人急急通報,他已經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涕淚交加地高興了好幾天,選了一個吉日,于十二月十六日渡海回去,在海南島共逗留了三十來天,想一次短期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島依然認賬,認認真真地算你來過了,而且算你帶著冤屈帶著節氣來過了,供奉在廟堂里永久地紀念下去。
      再說趙鼎。也在宋高宗時兩度擔任宰相,因主張抗金與秦檜鬧翻,貶謫海南島吉陽軍。他是一一四五年上島的,門人故吏不敢再與他通信往來,而秦檜卻時時隔海關注著他,他又一直在疾病和饑餓中掙扎。上島第三年他托人渡海帶話給兒子:“秦檜不會放過我,我如果死了,你們也就沒事了,我如果不死,你們卻會麻煩。”于是絕食而死,死前為自己手書了出喪銘旌,文為:
      身騎箕尾歸填上,
      氣作山河壯本朝。
      與趙鼎同案的是曾任副宰相的李光和曾任樞密院編修官的胡銓,他們也在差不多的時候被流放到海南島。李光與趙鼎有過詩作上的唱和,胡銓來時趙鼎剛剛絕食自盡。李光和胡銓在海南島住的時間很長,直到一一五六年秦檜死后才返回大陸。這樣,他們就有可能平心靜氣地來體驗海南島了。尤其是李光,他在海南島居留十余年直至八十多歲,他的案子曾禍及五十余家,跟隨自己一起來海南島的長子又死在自己前面,自己的案情由于不斷被人告發而一再升級,實在也是夠慘的,但他的心態越來越強健,原因是他與海南島產生了認同,可以有滋有味地享受四周的自然風物了。生活十分艱苦,但只要聽說市上有豬肉賣,他也會樂呵呵地讓小兵通知幾個朋友來吃飯:
      顏樂簞瓢孔飯蔬,
      先生休嘆食無魚。
      小兵知我須招客,
      市上今晨報有豬。
      李光喜歡上了海南,由衷地希望它好起來。他支持發展當地的教育事業,遙想當年孔子曾希望魯國變成一個文明的周王朝,如果海南也能大力推進儒學教化,孔子的理想說不定要在這里實現呢!“尼父道行千載之后,坐令南海變東周”--他用詩句寫出了自己對海南島的信心。郡學落成那一天,他比誰都高興。
      他甚至并不盼望自己被赦回歸,而是浪漫地幻想著如何在瓊州海峽間架起一座長橋,把海南島與大陸聯結起來:
      海北與海南,
      各在天一方。
      我老歸無期,
      兩地遙相望。
      宴坐桄榔庵,
      守此歲月長。
      愿子一咄嗟,
      跨空結飛梁。
      度此往來人,
      魚鹽變耕桑!
      實在是一種異想天開的祝愿,海南島已經讓他放不下了。
      這便是“海南五公”。五公祠二樓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聯,文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
      瓊崖人士有奇緣。
      意思是,這些氣節學識都很高的人杰被流放到海南島,并不是唐代和宋代的統治者缺德,而是我們海南島的一種緣分,要不然我們怎么結交得了這樣的大人物呢!這番意思,這番語句,出于海南人之手,真實憨厚之至,我仰頭一讀就十分感動。
      在被貶海南島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還是那位蘇東坡。蘇東坡流放到海南島時已六十多歲,那些與他為敵的政界小人捉弄了他那么多年依然不放過他,最終還是要把他驅趕到孤島上來,要說他對此很超然是不真實的。原先他總以為貶謫到遠離京城、遠離故鄉的廣東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在那里造了一棟房,把兒孫一一接過來聚居,剛喘一口氣,又一聲令下要他渡海。蘇東坡想,已經這么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塊墓地,安安靜靜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嚴重困難。他自己耕種,自己釀酒,想寫字還自己制墨,憂傷常常爬上心頭。然而,他畢竟是他,很快在艱難困苦中抬起了專門發現生趣、發現美色的雙眼,開始代表中國文明的最高層次,來評價海南島。
      他發現海南島其實并沒有傳聞中的所謂毒氣,名言“無甚瘴也”。他在流放到憑吊了冼夫人廟,把握住了海島的靈魂。由此伸發開去,他對黎族進行了考察,還朝拜了黎族的誕生地黎母山,題詩道:“黎母山頭白玉簪,古來人物盛江南”,認為歷來海南島所產生的優秀人物之多并不比江南差。
      蘇東坡在海南過得越來越興致勃勃。病弱,喝幾口酒,臉紅紅的,孩子們還以為他返老還童了:
      寂寂東坡一病翁,
      白須蕭散滿霜風。
      小兒誤喜朱顏在,
      一笑哪知是酒紅!
      有時酒沒有了,米也沒有了,大陸的船只好久沒來,他便掐指算算房東什么時候祭灶,準備美滋滋地飽餐一頓:
      北船不到米如珠,
      醉飽蕭條半月無。
      明日東家當祭灶,
      只雞斗酒定膰吾。
      他有好幾位姓黎的朋友,經常互相往訪,遇到好天氣,他喜歡站在朋友的家門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當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婦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樣哈哈大笑,連狗群也向著他吠叫。他沖著婦女孩子和狗群發問:“笑我怪樣子吧?叫我怪樣子吧?”
      有時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訪朋友,孩子們口吹蔥葉迎送,他只記得自己的住處在牛欄西面,一路尋著牛糞摸回去。有兩首可愛的短詩記述這種情景:
      半醒半醉問諸黎,
      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尋牛矢覓歸路,
      家在牛欄西復西。
      總角黎家三四童,
      口吹蔥葉送迎翁。
      莫作天涯萬里意,
      溪邊自有舞雩風。
      最后兩句,詩人已把萬里天涯當作了理想境界。
      春天來了,景象更美,已經長久不填詞的蘇東坡忍不住又哼出來一闋《減字木蘭花》:
      春牛春杖,無限風光來海上。
      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
      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救醒。
      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這種壓抑不住的喜悅的節奏,誰能想得到竟然出自一位年邁貶官的心頭呢。蘇東坡在海南島居留三年后遇赦北歸,歸途中所吟的兩句詩可作為這次經歷的總結:
      九死南荒吾不恨,
      茲游奇絕冠平生。
      這么說來,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了。文化大師如是說,海南島也對得起中國文化史了。
      至此我們不妨重新來端詳一下唐宋時代海南島的整體形象。無論“五公”的恨,還是蘇東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唐宋朝廷的派別和政見,對它來說都太艱深。它沒有準備太多的言詞可以鼓勵受屈者報仇雪恨,它更沒有心思和力量去動員人們對抗朝廷。它只有滋潤的風,溫暖的水,暢快的笑,潔白的牙齒忽閃的眼,大陸的人士來了不管如何傷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聽你申述也不陪著你嘆息,只讓你在不知不覺間稍稍平靜,然后過一段饒有趣味的日子試試看。來了不多久就要回去熱烈歡送,盼不到回去的時日也盡管安心。回去時已經恢復名譽為你高興,回去時依然罪名深重也輕輕慰撫。初來時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計,是獨身是全家都可安排。離開時徹底搬遷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后代繼續生活更悉聽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著呢。
      ——這一切,使我想到帶著母性美的淳樸村婦。于是我們也就觸及到了有關海南的一種擬人化的氣質。蘇東坡用那種神秘的語氣說“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也該被人們領悟了。老詩人不經意地遇上了一種柔麗平和、崇尚自然的女性文明。
      這里所說的女性文明,是一種文化哲學意義上的象征說法,與老子“貴柔守雌”的主張有點關系。老子說,養育萬物的母性文明是綿綿不斷的,有時好像若有若無,需要時卻用之不盡。他又說,這種文明不管多么雄剛都保持著一種溫柔的女性態,雖然不見得多么機智卻能固守尋常道義,純真如嬰兒,寬容如溪谷,外部名聲欠佳不去管它,內心有點糊涂也不在乎,只見清清濁濁的水流向著自己歸注。

      宋朝的流放把海南搞得如此熱鬧,海南迎來送往,溫和地一笑;宋朝終于氣數盡了,流亡將士擁立最后一個皇帝于南海崖山,后又退據海南島抗元,海南接納了他們,又溫和地一笑;不久元將收買叛兵完全占領海南,海南遲疑片刻也接受了,依然溫和地一笑。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間,驚心動魄的政治、軍事事件接連不斷,有一個非常瑣碎的歷史肯定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有一天,一艘北來的航船在海南島南端的崖州靠岸,船上走下來一名來自江蘇松江烏泥涇的青年女子,抖抖索索,言語不通,唯一能通的也就是那溫和的一笑,當地的黎族姊妹回以一笑,沒多說什么就把她安頓了下來。就在這些青年女子間,將會發生一個真正的大事件,使那些名震一時的社會抗爭相形見絀。
      這位青年女子原是個童養媳,為逃離婆家的凌辱躲進了一條船,沒想到這條船走得那么遠,更沒想到她所到達的這個言語不通的黎族地區恰恰是當時中國和世界的紡織圣地.女人學紡織天經地義,她在黎族姊妹的傳授下很快也成了紡織高手.一過三十年,她已五十出頭,因思鄉心切帶著棉紡機具坐船北歸.她到松江老家后被人稱為黃道婆,成了一位聞名遐邇的棉紡織改革家,從彈花、紡紗到織布的每一道工藝都根據黎族已有的先進技術進行了系統的傳授,一種全新的紡織品馳譽神州大地,四方人士贊美道:“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從海南島黎族姊妹手中汲取了技能,竟然給整個中原都帶來了溫暖!黃道婆北返時元朝滅宋朝已有十七八年,流放海南的主戰派人士的幻想早成泡影,海南給予中原的,不是舊朝的殘夢,不是勃郁的血性,而只是纖纖素手中的縷縷棉紗、柔柔布帛。原代統治者是騎著蒙古馬、挾著朔風南下的,元代寒冷嗎?不怕,海南回來的黃道婆已經“衣被天下”。改朝換代的是非曲直很難爭得明白,但不必爭論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前輩都穿過棉衣棉布,都分享過海南島女性文明的熱量。

      元代易過,到了明代,海南島開始培育出了接受儒家正規教育而又土生土長的溫和名人。蘇東坡、李光等流放者當年在教育事業上的播種終于有了收成,契合老子“貴柔守雌”哲學的土地開始需要補充一種“治國平天下”的儒家責任。
      最著名的自然是邱浚。還在少年時代,這位出生在海南島瓊山下田村的聰明孩子已經吟出一首以五指山為題的詩。讓人吃驚的不是少年吟詩,而是這首詩居然真的把巍巍五指山比作一只巨大無比的手,撐起了中華半壁云天,不僅在云天中摘星、弄云、逗月,而且還要遠遠地指點中原江山!這不是在伸張一種雄心勃勃、問鼎中原的男子漢精神嗎?
      果然,這位邱浚科舉高中,仕途順達,直至禮部尚書、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不僅學問淵博,而且政績卓著,官聲很好。多年前我在《中國戲劇文化史述》一書中曾嚴厲批評過他寫的傳奇《五倫全備記》,我至今仍不喜歡這個劇本,但當我接觸了不少前所未見的材料之后卻對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尊重。特別是他官做得越大越思念家鄉的那番情意,讓我十分動心。孝宗皇帝極信任他,喜歡與他下棋,據說他每下一子就在口中念念有詞:“將軍,海南錢糧減三分”,皇帝以為是民間下棋的口頭禪,也跟著念叨,沒想到皇帝一念邱浚就立即下跪謝恩,軍無戲言,海南賦稅也就減免三分。即便這事帶點玩鬧性質,年邁的大臣為了故鄉撲通跪下的情景還是頗為感人的。邱浚晚年一再要求辭官回鄉,寫了大量的思鄉詩:
      百計思歸未得歸,
      夢魂夜夜到庭闈。
      愁心苦似丸和膽,
      淚點多如線在衣。
      老來肌骨怕寒侵,
      無夜家院不上心。
      預報吾兒掃門徑,
      乞骸早晚便投簪。
      一位早年意欲指點中原江山的高官,到頭來只想逃離中原回歸故鄉,海南島怎么會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邱浚晚年思鄉病之嚴重,在歷代官場中都是罕見的。七十老人絮絮叨叨、沒完沒了的回鄉囈語,把“治國平天下”的儒家豪情消蝕得差不多了,心中只剩下那個溫柔寧靜的海島。
      邱浚最終死于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靈柩。邱浚的后人一代代住在他生前天天想念的下田村,他的曾孫叫邱郊,在村中結識了一個在學問上很用功的朋友,經常過從,這位朋友的名字后來響徹九州島,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幾乎婦孺皆知了:海瑞。海瑞的行止體現了一種顯而易見的陽剛風骨,甚至身后數百年依然讓人害怕讓人贊揚。與邱浚一樣,海瑞對家鄉也是情深意篤:罷了官,就回家鄉安靜住著,復了職,到了那兒都要踮腳南望。他一直認為海南島完全可以稱為一個政善民安、風調雨順的理想王國,而他的錚錚風骨,正出自這種樸實的理想。海瑞最后也像邱浚一樣死于任上,靈柩回鄉抬到瓊山縣濱涯村時纜繩突然神秘地繃斷,于是就地安葬。
      邱浚和海瑞這兩位同村名人還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幼年喪父,完全由母親一手帶大的。我想這也是他們到老都對故鄉有一種深刻依戀感的原因,盡管那時他們的母親早已不在。沖天撼地的陽剛,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懷抱。
      他們身居高位而客死他鄉,使我聯想到海明威筆下那頭在“上帝的廟殿”高峰近旁凍僵風干的豹子。海明威問:“到這樣高寒的地方來尋找什么?”我相信邱浚、海瑞臨死前也曾這樣自問。答案還沒有找到,他們已經凍僵。
      凍僵前的最后一個目光,當然投向遠處溫熱的家鄉,但在家鄉,又有很多豹子愿意向別處出發去尋找一點什么。正當邱浚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鄉的時候,家鄉的不少百姓卻由于種種原因揮淚遠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謀求生路,從天涯走向更遠的天涯,這便形成了明清兩代不斷增加的瓊僑隊伍。海南的風韻,從此在世界各地播揚。
      不管走得多遠,關鍵時刻還得來。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島文昌縣昌灑鎮古路園村回來一位年輕的華僑,他叫宋耀如,專程從美洲趕來看看思念已久的家鄉,每天手搖葵扇在路口大樹下乘涼,很客氣地與鄉親們聊天,住了一個多星期便離開了。后來才知道,這是他在操辦人生大事前特到家鄉來默默地請一次安。他到了上海即與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結婚,他們的三個女兒將對中國的一代政治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宋史三姊妹誰也沒有忘記自己是海南人,現代中國人則從她們高人一籌的見識和儀態萬方的姿容中,重新領略了海南的女性文明。
      但是,她們一輩子浪跡四海,誰也沒能回去。
      有一天,宋慶齡女士遇見一位原先并不認識的將軍,聽說將軍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脫口叫一聲“哥哥”,將軍也就親熱地叫這位名揚國際的高貴女性“妹妹”。與此同時,遠在臺灣的宋美齡女士為重印清朝咸豐八年的《文昌縣志》鄭重其事地執筆題寫了書名。
      對她們來說,家鄉,竟成了真正難于抵達的天涯。
      只能貿然叫一聲哥哥,只能悵然寫一個書名。而她們作為海南女性的目光,個森然的中國現代史帶來了幾多水氣,幾多溫馨。

      不怕歷史學家見笑,以上所述,便是我心目中的海南歷史。
      讀者從我的敘述中已經可以感到,我特別看重海南歷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我認為這是海南的靈魂。
      這并不是胡亂臆斷。你看不管這座島的實際年齡是多少,正兒八經把它納入中華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島對整個中國的各種貢獻中,最大的一項是由另一位叫黃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現代,還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姊妹名播遠近。使我深感驚訝的是,這些女性幾乎都產生在亂世,冼夫人出現于南北朝時代,黃道婆來往于宋、元兩代更替期,宋氏三姊妹則活躍于二十世紀的戰亂中,越是亂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總是在亂世,海南島一次次對整個中國發揮著獨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園文明。蘇東坡、李光他們淚涔涔地來了,遇到了家園文明,很快破涕為笑;海瑞、邱浚他們氣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園文明,終于樂極生悲。海南籍的華僑闖蕩四海,在所有的華僑中他們可能是鄉土意識最濃的一群,也是由于這種家園文明。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的最終魅力,在于尋常形態的人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態的人道民生。本來,這是一切文明的基礎部位,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在中國,過于漫長的歷史,過于發達的智謀,過于鋪張的激情,過于講究的排場,使尋常和自然反而變得稀有。盡管釋、儒、道的大師們都曾呼喚它們,但呼喚的原因正在于有太多的失落。
      失落了尋常形態和自然形態,人們就長久地為種種反常的設想激動著、模擬著。怎么成為圣賢?如何做得英豪?大忠大奸怎樣劃分?豐功偉績如何創建?什么叫氣貫長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題,竟然普及于社會、滲透于歷史,而事實上這些命題出現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實性呢?與之相反,有關一個普通人的存在狀態,有關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物件,有關人類周圍的植物和動物,有關世俗風習、人間情懷,雖然天天遇到,人人遇到,處處遇到,卻一直被中國主流文化擱棄著、冷落著。于是,偌大一塊國土,反常形態嚴重飽和,尋常形態極其稀薄。事實上并沒有幾個人做得了圣賢和英豪,那就只能憑借爭斗來決定勝負;爭斗一旦開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更不會有尋常形態的存身之地了。結果,九州島大地時時成為一塊廣闊無比的“鐵板燒”,負載著一個個火燙的話題嗤嗤地冒著熱氣,失去了可觸可摸的正常溫度。
      幸好有一道海峽,擋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熱和酷寒,讓海南島保留住了尋常形態和自然形態,固守著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怡然自得。然而,只要它與大陸發生關系,它的這種文明形態就具有了反叛性和挑戰性。它對海峽對岸那種反常的激動表現出漠然,它對時代相傳的價值觀念表現出蔑視,它讓副宰相李光興沖沖地去打聽豬價,它讓大詩人蘇東坡醉迷迷地去尋覓牛糞,它讓朝廷重臣邱浚夜夜垂淚,它讓千古清官海瑞樂而忘返,它借用冼夫人和黃道婆的雙手,輕松而又麻利地對一個個流落到海南的英雄或敗將作尋常化處理,把他洗刷、還原,還原成平靜而實在的普通人。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違反生活常態的爭斗說到底是沒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島天真未鑿的尋常生態則常常使爭斗雙方同時顯得無聊。違反生活常態的爭斗會使參與者和旁觀者逐漸迷失,而尋常生態卻以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們重新清醒,敗火理氣,返璞歸真。我認為,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實質性的進步,都是由于從種種不正常狀態返回到了常識、常理、常態,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們親歷的當代歷史進程,也是如此。中國人在二十世紀末期終于開始了這種返回,實在是中國人,也是二十世紀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來,我們從小就是在一種反常的文化氣氛中長大的,周圍的一切都在誘使我們努力去做一種不尋常的人。所有聽得到的精彩故事都讓人熱淚盈眶,所有可想象的重要景象都鮮血淋淋。那時我還是小學生,經常在禮堂里排隊聽各種戰斗故事,禮堂墻壁上畫著一幅中國地圖,每個戰斗故事發生的地點都可以在地圖上找到。我太小,伸手只能摸到海南島,抬頭一看,海南島只是中國地圖下的一個點,有了這個點,中國也就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大問號。幾十年過去了,我到今天才明白,真的,海南島的存在讓整個中國成了大問號。我沒有及時被這個問號驚醒于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點尋常和反常。實在太晚了,那種反常的思維模式和奮斗方式,早已把我們的人生灼傷。

    ??? 七

      在飛往海南的飛機上,我一直貼窗俯視。機翼下的群山剛下過雪,黑白分明,猶如版畫,越往南飛,線條越見明麗,瓊州海峽一過,完全成了一幅水彩畫。我想,中國歷史上各種黑白分明的圖景,一到海南島也會一一暈化了吧。
      色彩濃處,野性猶存。今天的海南島還有大量的落后乃至混亂極須改進,但我更不希望看到它自身生態方式的失落。不管多么繁榮多么現代,它對于整個中國版圖而言仍然應該是一個人文氣息濃重的休閑所在,溫暖而祥和,尋常而自然。堵住非人文的功業噪音,刪削急功近利的短視作為,使急急趕路的中國人哪怕是在地圖上看到它也能獲得一種全身心的撫慰。好生安頓下冼夫人的潔白海灘、黃道婆啟航碼頭、蘇東坡的春花春草、宋氏三姊妹的夢中故居,讓一切有機會上島的人都能吟一句“茲游奇絕冠平生”。
      如能這樣,海南島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將更加奪目。它過去曾彌補過中國歷史 一種重大遺漏,那么今后將會進一步把歷史的缺口修復。曾因海南島而構成問號的中國,將因海南島而變得更見健全。又想起了文章開頭提到的那兩個追鹿故事。是的,我們歷來是馳騁于中原大地的躁急騎手,總在驅逐,總在追趕,不知已經多久。不斷地尋找獵物,不斷地尋找對手,不斷地尋找名聲,不斷地拉起弓箭。但是前面還有什么路呢,這里已經是天涯海角。獵物回頭了,明眸皓齒,嫣然一笑。嫣然一笑,天涯便成家鄉。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園的笑,海南的笑,問號便成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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