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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居筆記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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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十七年前一個深秋的傍晚,我一個人在岳麓山上閑逛。岳麓山地處湘江西岸,對岸就是湖南省的省會長沙。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兒,乘著當時稱之為“革命大串連”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這個遠離家鄉的陌生山梁上。
      我們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沒有被“大串連”的浪潮裹卷過,但又很少有人能講得清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國停課,這么大的國土上幾乎沒有一間教室能夠例外,學生不上課又不準脫離學校,于是就在報紙、電臺的指引下斗來斗去,大家比賽著誰最厲害,誰最出格。現在的青年天天在設計著自己的“瀟灑”,他們所謂的“瀟灑”大體上似乎是指離開世俗規范的一種生命自由度;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瀟灑”一詞,卻也在某種氣氛的誘導下追慕著一種踩踏規范的生命狀態。敢于在稍一猶豫之后咬著牙撕碎書包里所有的課本嗎?敢于囁嚅片刻然后學著別人吐出一句平日聽著都會皺眉的粗話嗎?敢于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害怕的老師頭上去嗎?敢于把圖書館里那些讀起來半懂不懂的書統統搬到操場上放一把火燒掉嗎?敢于拿著一根木棍試試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還是實心的嗎?
      說實話,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的學生都有可能在心中一閃而過,暗自調皮地一笑,誰也沒有想到會有實現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個國家的一個時期,這一切全被允許了,于是終于有一批學生脫穎而出,沖破文明的制約,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種已經留存不多的頑童潑勁,快速地培植、張揚,裝扮成金剛怒目。硬說他們是具有政治含義的“造反派”其實是很過份的,昨天還和我們坐在一個課堂里,知道什么上層政治斗爭呢?無非是念叨幾句報紙上的社論,再加上一點道聽途說的政治傳聞罷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動性。反過來,處于他們對立面的“保守派”學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多數只是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顛蕩中不太愿意或不太習慣改變自己原先的生命狀態而已。我當時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來,一方面是對“造反派”同學的種種強硬行動看著不順眼,一方面又暗暗覺得自己太窩囊,優柔寡斷,趕不上潮流,后來發覺已被“造反派”同學所鄙視,無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懶了。這一切當時看來很像一回事,其實都是胡鬧,幾年以后老同學相見,只知一片親熱,連彼此原來是什么派也都忘了。
      記得胡鬧也就是兩三個月吧,一所學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輕人追求新奇,差不多的事情激動過一陣也就無聊了。突然傳來消息,全國的交通除了飛機之外都向青年學生開放,完全免費,隨你到哪兒去都可以,到了哪兒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錢,名之為“革命大串連”。我至今無法猜測作出這一浪漫決定的領導人當時是怎么想的,好像是為“造反派”同學提供便利,好讓他們到全國各地去煽風點火;好像又在為“保守派”同學提供機會,迫使他們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風氣,轉變立場。總之,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是學生,也包括一時沒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師,大學的,中學的,乃至小學高年級的,城市的,鄉村的,都可以,一齊涌向交通線,哪一站上,哪一站下,悉聽尊便。至于出去之后是否還惦念著革命,那更是毫無約束,全憑自覺了。這樣的美事,誰會不去呢?
      接下來出現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學生們像螞蟻一樣攀上了一切還能開動的列車,連貨車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國的鐵路運輸立即癱瘓。列車還能開動,但開了一會兒就會長時間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個小時。車內的景象更是驚人,我不相信自從火車發明以來會有哪個地方曾經如此密集地裝載過活生生的人。沒有人坐著,也沒有人站著,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只腳能夠著地,大伙擁塞成密不透風的一團,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則橫塞著幾個被特殊照顧的病人。當然不再有過道、廁所,原先的廁所里也擠滿了人。誰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車,一停車就在大家的幫助下跳車窗而下。但是,很難說列車不會正巧在這一刻突然開動,因此跳窗而下的學生總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托付給擠在窗口的幾位,說如果不巧突然開車了,請把行李包扔下來。這樣的事常常發生在夜晚,列車啟動在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荒山野嶺之間,幾個行李包扔下去,車下的學生邊追邊呼叫,隆隆的車輪終于把他們拋下了。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這件事:他們最終找到了下一站嗎?
      那可是山險林密、虎狼出沒的地方啊。
      扔下車去的行李包與車上學生抱著的行李包一樣,小小的,輕輕的,兩件換洗衣服,一條毛巾包著三四個饅頭,幾塊醬菜,大同小異。不帶書,不帶筆,也不帶錢,一身輕松又一身虛浮,如離枝的葉,離朵的瓣,在狂風中漫天轉悠,極端灑脫又極端低賤,低賤到誰也認不出誰,低賤到在一平方米中擁塞著多少個都無法估算。只知道他們是學生,但他們沒有書包,沒有老師,沒有課堂,而且將一直沒有下去,不久他們又將被趕到上山下鄉的列車上,一去十幾年,依然是沒有書包,沒有老師,沒有課堂,依然是被稱之為學生。因為是學生,因為他們的目光曾與一個個漢字相遇,因為他們的手指曾翻動過不多的紙頁,他們就要遠離家鄉,去沖洗有關漢字與紙頁的記憶。“大串連”的列車,開出了這一旅程的第一站。歷史上一切否定文化的舉動,總是要靠文化人自己來打頭陣,但是按照毫無疑問的邏輯,很快就要否定到打頭陣的人自身。列車上的學生們橫七豎八地睡著了,睡夢中還殘留著轟逐一切的激動,他們不知道,古往今來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長時間的容納一群不作建樹的否定者,一群不再讀書的讀書人,一群不要老師的偽學生。當他們終于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已太晚,列車開出去太遠了,最終被轟逐的竟然就是這幫橫七豎八地睡著的年輕人。
      也許我算是醒得較早的一個,醒在列車的一次猛烈晃蕩中,醒在鼾聲和汗臭的包圍里,一種莫名的恐懼擊中了我,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是誰?心底一陣寒噤。我想下車,但列車此刻不會停站,這里也沒有任何人來注意某個個人的呼喊。只好聽天由命,隨著大流,按照當時的例行公事,該停的地方停,該下的地方下,呼隆棒隆跟著走,整個兒迷迷瞪瞪。
      長沙和岳麓山,是當時最該停、最該下的地方,到處都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連岳麓山的山道上都是這樣。那個著名的愛晚亭照理是應該有些情致的,但此刻也已被漆得渾身通紅,淹沒在一片喧囂中。我舉頭四顧,秋色已深,楓葉燦然,很想獨個兒在什么地方靜一靜,喘口氣,就默默離開人群,找到了一條偏僻的小路。野山畢竟不是廣場通衢,要尋找冷清并不困難,幾個彎一轉,幾叢樹一遮,前前后后只剩下了我一個人。這條路很狹,好些地方幾乎已被樹叢攔斷,撥開枝椏纔能通過。漸漸出現了許多墳堆,那年月沒人掃墳,荒草迷離。幾個最大的墳好像還與辛亥革命有關,墳前有一些石碑,蒼苔斑剝。一陣秋風,幾聲暮鴉,我知道時間不早,該回去了。但回到哪兒去呢?哪兒都不是我的地方。不如壯壯膽,還是在小路上毫無目的地走下去,看它把我帶到什么地方。
      暮色壓頂了,山漸漸顯得神秘起來。我邊走邊想,這座山也夠勞累的,那一頭,愛晚亭邊上,負載著現實的激情;這一頭,層層墓穴間,埋藏著世紀初的強暴。
      我想清靜一點,從那邊躲到這邊,沒想到這邊仍然讓我在沈寂中去聽那昨日的咆哮。聽說它是南岳之足,地脈所系,看來中國的地脈注定要衍發出沒完沒了的動蕩。
      在濃重暮靄中越來越清靜的岳麓山,你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所在?你的綠坡赭巖下,竟會蘊藏著那么多的強悍和狂躁?
      正這么想著,眼前出現了一堵長長的舊墻,圍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這是什么地方?沿墻走了幾步,就看到一個邊門,輕輕一推,竟能推開,我遲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進去。我走得有點害怕,假裝著咳嗽幾聲,直著嗓子叫『有人嗎”,都沒有任何響應。但走著走著,我似乎被一種神奇的力量控制住了,腳步慢了下來,不再害怕。這兒沒有任何裝點,為什么會給我一種莫名的莊嚴?這兒我沒有來過,為什么處處透露出似曾相識的親切?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種用途,但它的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著如此密密層層,每一個層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祥,也許這兒曾經允許停駐一顆顆獨立的靈魂?這兒應該聚集過很多人,但絕對不可能是官衙或兵營。這兒肯定出現過一種寧靜的聚會,一種無法言說的斯文,一種不火爆、不壯烈的神圣,與我剛纔在墻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屬于一個正恰相反的主題。
      這個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靈深處連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個層面。這個層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來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來過這里,住過很久。我隱隱約約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是一個神秘的庭院。
      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腳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來了,覺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現在的住舍還要親切,那就是你自己。
      我在這個庭院里獨個兒磨磨蹭蹭舍不得離開,最后終于摸到一塊石碑,憑著最后一點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認出了那四個大字:岳麓書院。
      二
      沒有任何數據,沒有任何講解,給了我如此神秘的親切感的岳麓書院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所在,我當時并不很清楚。憑直感,這是一個年代久遠的文化教育機構,與眼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好大異其趣,但它居然身處洪流近旁而安然無恙,全部原因只在于,有一位領袖人物青年時代曾在它的一間屋子里住過一些時日。岳麓書院很識時務,并不抓著這個由頭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發祥地,朝自己蒼老的臉頰上涂紫抹紅,而是一聲不響地安坐在山坳里,依然青磚石地、粉墻玄瓦,一派素靜。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誰愿意來看看也無妨,開一個邊門等待著,于是就有了我與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對晤。
      據說世間某些氣功大師的人生履歷表上,有一些時間是空缺的,人們猜想那一定是他們在某種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氣的機緣所在。我相信這種機緣。現在常有記者來詢問我在治學的長途中有沒有幾位關鍵的點撥者,我左思右想,常常無言以對。我無法使他們相信,一個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沒有遇見一個人,也沒有說過一句話,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關鍵”。完全記不清在里邊逗留了多久,只知道離開時我一臉安祥,就像那青磚石地、粉墻玄瓦。
      記得下山后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后的經歷依然坎坷曲折,卻總是盡力與書籍相伴。
      書籍中偶爾看到有關岳麓書院的史料,總會睜大眼睛多讀幾遍。近年來,出版事業興旺,《岳麓書院史略》、《朱熹與岳麓書院》、《岳麓書院山長考》、《岳麓書院名人傳》、《岳麓書院歷代詩選》、《岳麓書院一覽》、《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等好書先后一本本地出現在我的案頭,自己又多次去長沙講學,一再地重訪書院,終于我可以說,我開始了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二十七年前的那個傍晚,那種感覺。
      岳麓書院存在于世已經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學府。中國的事,說“老”人家相信,說“高等學府”之類常常要打上一個問號,但這個問號面對岳麓書院完全可以撤銷。一千多年來,岳麓書院的教師中集中了大量海內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稱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學大師朱熹、張栻、王陽明,而它培養出來的學生更可列出一份讓人嘆為觀止的名單,千年太長,光以清代而論,我們便可隨手舉出哲學大師王夫之、理財大師陶澍、啟蒙思想家魏源、軍事家左宗棠、學者政治家曾國藩、外交家郭嵩燾、維新運動領袖唐纔常、沈藎,以及教育家楊昌濟等等。岳麓書院的正門口驕傲地掛著一副對聯:“唯楚有材,于斯為盛”,把它描繪成天下英材最輝煌的薈萃之地,口氣甚大,但低頭一想,也不能不服氣。你看整整一個清代,那些需要費腦子的事情,不就被這個山間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這個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韌勁弘揚了教育對于一個民族的極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歷史上一切比較明智的統治者都會重視教育,他們辦起教育來既有行政權力又有經濟實力,當然會像模象樣,但為什么沒有一種官學能像岳麓書院那樣天長地久呢?漢代的太學,唐代的宏文館、崇文館、國子學等等都是官學,但政府對這些官學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嚴,而政府控制一嚴又必然導致繁瑣哲學和形式主義成風,教育多半成了科舉制度的附庸,作為一項獨立事業的自身品格卻失落了。說是教育,卻著力于實利、著意于空名、著眼于官場,這便是中國歷代官學的通病,也是無數有關重視教育的慷慨表態最終都落實得不是地方的原因。當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較高的官員企圖從根本上另辟蹊徑,但他們官職再大也擺脫不了體制性的重重制約,阻擋不了官場巴社會對于教育的直接索討,最終只能徒呼奈何。那么,干脆辦一點不受官府嚴格控制的私學吧,但私學畢竟太瑣小、太分散,匯聚不了多少海內名師,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離開了這兩方面的足夠人數,教育就會失去一種至關重要的莊嚴氛圍,就像宗教失去了儀式,比賽失去了場面,做不出多少事情來。
      正是面對這種兩難,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后找到了兩難之間的一塊空間。有沒有可能讓幾位名家牽頭,避開鬧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創辦一些『民辦官助”的書院呢?書院辦在山上,包含著學術文化的傳遞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種獨立精神和超逸情懷;但又必須是名山,使這些書院顯示出自身的重要性,與風水相接,與名師相稱,在超逸之中追求著社會的知名度和號召力。立足于民辦,使書院的主體意志不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據文人學士的文化邏輯來建立,教育與學術能夠保持足夠的自由度;但又必須獲得官府援助,因為沒有官府援助麻煩事甚多,要長久而大規模地辦成一種文化教育事業是無法想象的。當然獲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價,甚至也要接受某種控制,這就需要兩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書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級官員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發出來,讓他們以文化人的身份來參與書院的事業,又憑借著權力給予實質性的幫助。這種情景,后來果然頻頻地出現了。
      由此可見,書院的出現實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構想者反復思考、精心設計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種清風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體符合中國國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與歷史上大量不切實際的文化空想和終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為都不一樣,實在可說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讓人贊嘆不已的創舉。中國名山間出現過的書院很多,延續狀態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書院和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岳麓書院的教學體制在今天看來還是相當合理的。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正恰與書院所在的環境相對應,但據我看來,這個稱呼還包含著對朝廷級別的不在意,顯現著幽默和自在,盡管事實上山長是在道德學問、管理能力、社會背景、朝野聲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們只想好生管住一座書院,以及滿山的春花秋葉、夏風冬月,管住一個獨立的世界。名以山長,自謙中透著自傲。山長薪俸不低,生活優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書院還專門在歷代山長居住的百泉軒流連良久,那么清麗優雅的住所,實在令人神往。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采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它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它時間以自學為主,自學中有什么問題隨時可向教師咨詢,或學生間互相討論。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程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查。課程內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即小學)為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可以想象,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內懮十分深重的1840年,馮桂芬還在《重儒官議》中寫道:
      今天下唯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為最。余所見湖南之岳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禮賓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皋比之坐,問難無虛日,可謂盛矣!
      這種響徹戶外的書聲,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間回蕩了上千年!
      在這種氣氛中,岳麓書院的教學質量一直很高,遠非官學所能比擬。早在宋代,長沙一帶就出現了三個公認的教學等級:官辦的州學學生成績優秀者,可以升入湘西書院;在湘西書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書院。在這個意義上,岳麓書院頗有點像我們現在的研究生院,高標獨立,引人仰望。
      辦這樣一個書院,錢從哪兒來呢?仔細想來,書院的開支不會太小,在編制上,除山長外,還有副山長、助教、講書、監院、首事、齋長、堂長、管干等教學行政管理人員,還要有相當數量的廚子、門夫、堂夫、齋夫、更夫、藏書樓看守、碑亭看守等勤雜工役,這些人都要發給薪金;每個學生的吃、住、助學金、筆墨費均由書院供給,每月數次考核中的優勝者還要發放獎金;以上還都是日常開支,如果想造點房、買點書、整修一下苑圃什么的,花費當然就更大了。書院的上述各項開支,主要是靠學田的收入。所謂學田,是指書院的田產。政府官員想表示對書院的重視,就撥些土地下來,有錢人家想資助書院,往往也這么做,而很少直接贈送銀兩。書院有了這些田,就有了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即便是改朝換代,貨幣貶值,也不太怕了。學田租給人家種,有田租可收,一時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讓死錢變成活錢。從現存書院的賬目看,書院的各項開支總的說來都比較節儉,管理十分嚴格,絕無奢靡傾向,而學田的收入又往往少于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請補助了。我想,那些劃給書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樣是黑色的泥土,一樣是春種秋收,但千百年來卻是為中國文化、為華夏英纔提供著滋養,這與它們近旁的其它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現在我的案頭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書中談到書院的學田,說書院借著學田“以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收入作為常年經費”,憤懣之情溢于言表。按照這種思維邏輯,地租和典息都是“剝削收入”,書院以此作為常年經費也就逃不脫邪惡了。為了這種莫名其妙的小農意識,寧肯不要教學和文化!中國的土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蕪,可以淪為戰場,只是劃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塊而搞成了一項橫貫千年的文明大業,竟還有人不高興,這并不是笑話,而是歷史上一再出現的事實。中國的教學和文化始終阻力重重,岳麓書院和其它書院常常陷于困境,也都與此有關。而我,則很想下一次去長沙時查訪一下那些學田的所在,好好地看一看那些極其平常又極其不平常的土地。
      三
      岳麓書院能夠延綿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種人格力量的貫注。對一個教學和研究機構來說,這種力量便是一種靈魂。一旦散了魂,即便名山再美,學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氣候。
      教學,說到底,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面上的代代遞交。這一點,歷代岳麓書院的主持者們都是很清楚的。他們所制訂的學規、學則、堂訓、規條等等幾乎都從道德修養出發對學生的行為規范提出要求,最終著眼于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事實上,他們所講授的經、史、文學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設為歸結,尤其是后來成為岳麓書院學術支柱的宋明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幾乎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的一門哲 學——文化人格學。因此,山明水秀、書聲瑯瑯的書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煉所。與此相應,在書院之外的哲學家和文化大師們也都非常看重書院的這一功能,在信息傳播手段落后的古代,他們想不出有比在書院里向生徒們傳道授業更理想的學術弘揚方式了,因此幾乎一無例外的企盼著有朝一日能參與這一冶煉工程。書院,把教學、學術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設和傳遞這三者,融合成了一體。在這一點上,我特別想提一提朱熹和張栻這兩位大師,他們無疑是岳麓書院跨時代的精神楷模。朱熹還對廬山的白鹿洞書院做出過類似的貢獻,影響就更大了。
      我在岳麓書院漫步的時候,恍惚間能看到許多書院教育家飄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則是朱熹,盡管他離開書院已有八百年。
      朱熹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教師的大學者。他的學術成就之高,可以用偉大詩人辛棄疾稱贊他的一句話來概括:“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以一般眼光看來,這樣一位大學問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再去做教師了,若就社會地位論,他的官職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師來顯身揚名,但朱熹有著另一層面的思考。他說:“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習氣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于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論語集注》)又說:“唯學為能變化氣質耳。”(《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復人性、改變素質的根本途徑,認為離開了這一途徑,幾乎談不上社會和國家的安定和發展。“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語類》)在這位文化大師眼中,天底下沒有任何一種事業比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視著崇山間的座座書院,捕捉從那里傳播出來的種種信息。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岳麓書院,他以前曾與張栻見過面,暢談過,但有一些學術環節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有沒有可能,把這種探討變成書院教學的一種內容呢?1167年8月,他下了個狠心,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里地朝岳麓山走來。
      朱熹抵達岳麓書院后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中國文化史上極為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岳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圍里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卻都已身處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討著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除了當眾會講外他們還私下談,所取得的成果是:
      兩人都越來越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而兩人以后的學術道路確實也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自己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
      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里,尋朋湘水旁。勝游朝挽袂,妙語夜聯床。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 ……
      (《有懷南軒呈伯崇擇之二首》)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岳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干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幾乎與我二十七年前見到的岳麓山一樣熱鬧了,只不過熱鬧在另一個方位,熱鬧在一種完全相反的意義上。朱熹除了在岳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只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愉快地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就名之為“朱張渡”,以紀念這兩位大學者的教學熱忱。此后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文化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后七年,張栻離開岳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歲。張栻死后十四年即1194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后終于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要么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游之地岳麓書院振興起來,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聯床”已整整隔了二十七年,兩位青年俊纔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六十余歲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岳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并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制訂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岳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朱熹白天忙于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討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后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岳麓書院已云集學者千余人,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面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國歷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
      只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毀,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朝廷對于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的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智力過高的知識分子“學術偏頗,志行邪偽”,“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因此,歷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命拆去”的事情(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
      這類風波,當然都會落在那些學者教育家頭上,讓他們短暫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說到底,風波總會過去,教育不會滅亡,但就具體的個人來說,置身其間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纔能支橕住的。譬如朱熹,我們前面已經簡單描述了他以六十余歲高齡重振岳麓書院時的無限風光,但實際上,他在此前此后一直蒙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誣陷和攻擊,他的講席前聽者如云,而他的內心則積貯著無法傾吐的苦水。
      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十年左右時間內,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為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為亂人之首、宜擯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學家葉適出來說話。葉適與朱熹并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在皇帝面前大聲責斥那些誣陷朱熹的高官們“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纔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朱熹在長沙任內忍辱負重地大興岳麓書院的舉動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偽學”;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有一個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 梟首朝市,號令開下,庶偽學可絕,偽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懮方大矣。
      又過一年,“偽學”進一步升格為“逆黨”,并把朱熹的學生和追隨者都記入“偽學逆黨籍”,多方拘捕。朱熹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著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實在不是味道。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態度來面對這一切。例如1197年官府即將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后當即召集一百余名學生為蔡元定餞行,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為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態很是感動,席后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后也許難得與你見面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別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歷盡千難萬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終記著那次餞行,那個通宵。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么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1198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別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直到1199年,他覺得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于貶所,而我卻還活著,真是痛心,看來支橕不了多久了。果然這年三月九日,他病死于建陽。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于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訃告所至,從游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為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行狀》)辛棄疾在挽文中寫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廩猶生。
      果然不久之后朱熹和他的學說又備受推崇,那是后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后終于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面對磨難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后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在我看來,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寫出一部相當動人的悲劇作品來的。
      他們都不是死在岳麓書院,但他們以教師和學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從岳麓書院邁出的。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岳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陽明先生剛被貶謫,貶謫地在貴州,路過岳麓山,順便到書院講點學。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張 栻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是的,在這里,時隔那么久,具體的學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復緬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不無神圣的事業。這項事業的全部辛勞、苦澀和委屈,都曾由岳麓書院的庭院見證和承載,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潛身而入時所看到的那份空曠和寥落。空曠和寥落中還殘留著一點淡淡的神圣,我輕輕一嗅,就改變了原定的旅程。
      當然我在這個庭院里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涼氣。本來岳麓書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澤告訴我們,教育是一種世代性的積累,改變民族素質是一種歷時久遠的磨礪,但這種積累和磨礪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長的歲月不就組接成了一種讓人痛心疾首的悲哀?你看我初次踏進這個庭院的當時,死了那么多年的朱熹又在遭難了,連正式出版的書上都說他“把歷代的革命造反行為誣蔑為「人欲」,瘋狂地維護反動封建統治”,如果朱熹還活著,沒準還會再一次要求把他“梟首朝市”;至于全國性的毀學狂潮,則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盛。誰能說,歷代教育家一輩子又一輩子澆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養出文明的花朵,則這些花朵又永不凋謝?誠然,過一段時期總有人站出來為教育和教師張目,瑯瑯書聲又會響徹九州島,但岳麓書院可以作證,這一切也恰似潮漲潮落。不知怎么回事,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有一種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機制,三下兩下,瑯瑯書聲沈寂了,代之以官場愛喧、市井嘈雜、小人哄鬧。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體素質特別在文化人格上,我們究竟比朱熹、張栻們所在的那個時候長進了多少?這一點,作為教育家的朱熹、張栻預料過嗎?而我們,是否也能由此猜想今后?
      四
      是的,人類歷史上,許多躁熱的過程、頑強的奮斗最終仍會組接成一種整體性的無奈和悲涼。教育事業本想靠著自身特殊的溫度帶領人們設法擺脫這個怪圈,結果它本身也陷于這個怪圈之中。對于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來說,自己受苦受難不算什么,他們在接受這個職業的同時就接受了苦難;最使他們感到難過的也許是他們為之獻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遠不如人意。“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余日付殘編”,老一代教育家頹然老去,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從一個十分荒蕪的起點重新開始。也許在技藝傳授上好一點,而在人性人格教育上則幾乎總是這樣。
      因為人性人格的造就總是生命化的,而一個人的生命又總是有限的,當一代學生終于衰老死亡,他們的教師對他們的塑造也就隨風飄散了。這就是為什么幾個學生之死會給朱熹帶來那么大的悲哀。當然,被教師塑造成功的學生會在社會上傳播美好的能量,但這并不是教師所能明確期待和有效掌握的。更何況,總會有很多學生只學“術”而不學“道”,在人格意義上所散布的消極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東西抵消掉。還會有少數學生,成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與社會文明對抗,使善良的教師不得不天天為之而自責自嘲。我自己,自從二十七年前的那個傍晚闖入岳麓書院后也終于做了教師,一做二十余年,其間還在自己畢業的母校,一所高等藝術學院擔任了幾年院長,說起來也算是嘗過教育事業的甘苦了。我到很晚纔知道,教育固然不無神圣,但并不是一項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事業,一個教師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們無力與各種力量抗爭,至多在精力許可的年月里守住那個被稱作學校的庭院,帶著為數不多的學生參與一場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傳遞,目的無非是讓參與者變得更像一個真正意義的人,而對這個目的達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過高。突然想起了一條新聞,外國有個匪徒闖進了一家幼兒園,以要引爆炸藥為威脅向政府勒索錢財,全世界都在為幼兒園里孩子們的安全擔心,而幼兒園的一位年輕的保育員卻告訴孩子們這是一個沒有預告的游戲,她甚至把那個匪徒也描繪成游戲中的人物,結果,直到事件結束,孩子們都玩得很高興。保育員無力與匪徒抗爭,她也沒有辦法阻止這場災難,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個庭院里鋪展一場溫馨的游戲。孩子們也許永遠不知道這場游戲的意義,也許長大以后會約略領悟到其中的人格內涵。我想,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個縮影。面對社會歷史的風霜雨雪,教師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暫時地掌握這個庭院,這間教室,這些學生。
      為此,在各種豪情壯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試驗都未見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許多中國文化人一樣,把師生關系和師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我不否認,我對自己老師的尊敬和對自己學生的偏護有時會到盲目的地步。我是個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屬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項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傳遞文化,因此,當我偶爾一個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價值的時候,總會禁不住在心底輕輕呼喊:我的老師!我的學生!我就是你們!
      不僅僅是一個親熱的稱呼。不,我們擁有一個庭院,像岳麓書院,又不完全是。別人能侵凌它,毀壞它,卻奪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們一直在那里,做著一場文化傳代的游戲。至于游戲的終局,我們都不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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