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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居筆記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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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文的標題,取自唐代詩人崔顥《黃鶴樓》一詩中的名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看來崔顥是在黃昏時分登上黃鶴樓的,孤零零一個人,突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被遺棄感。被誰遺棄?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時間和空間。在時間上,古人飄然遠去不再回來,空留白云千載;在空間上,眼下雖有晴川沙洲、茂樹芳草,而我的家鄉在哪里呢?
      崔顥的家鄉在河南開封,離黃鶴樓有點遠又不太遠,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他為什么還要這樣發問呢?我想任何一個早年離鄉游子在思念家鄉時都會有一種兩重性:他心中的家鄉既具體又不具體。具體可具體到一個河灣,幾棵小樹,半壁蒼苔;但是如果僅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轉換成回鄉的行動。然而真的回鄉又總是失望,天天縈繞我心頭的這一切原來是這樣的么?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詩后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圖,詩意頓消。因此,真正的游子是不大愿意回鄉的,即使偶爾回去一下也會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沒完沒了地思念,結果終于傻傻地問自己家鄉究竟在哪里。
      據說李白登黃鶴樓時看到了崔顥題在樓壁上的這首詩很為贊賞,認為既然有了這樣的詩,自己也就用不著寫了。我覺得,高傲的李白假如真的看上了這首詩,一定不在于其它方面,而在于這種站在高處自問家鄉何在的迷茫心態。因為在這一點上,李白深有共鳴。
      只要是稍識文墨的中國人大概沒有不會背李白“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首詩的,一背幾十年大家都成了殷切的思鄉者。但李白的家鄉在哪里呢?沒有認真去想過。“文化大革命”中幾乎完全沒書看的那幾年,突然出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趕快找來看,郭沫若對杜甫的批判和嘲弄是很少有人能接受的,但他對李白籍貫和出生地的詳盡考證,卻使我惆悵萬分。郭沫若考定李白的出生地西域碎葉是在蘇聯的一個地方,書籍出版時中蘇關系正緊張著,因此顯得更遙遠、更隔膜,幾乎是在另一個世界。李白看罷明月低下頭去思念的竟是那個地方嗎?
      奇怪的是,這位寫下中華第一思鄉詩的詩人總也不回故鄉。是忙嗎?不是,他一生都在旅行,也沒有承擔多少推卸不了的要務,回鄉并不太難,但他卻老是找陌生的路去跋涉。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直通故鄉,一條路伸向異鄉,李白或許會猶豫片刻,但狠狠心還是走了第二條路。日本學者松浦友久說李白一生要努力使自己處于“置身異鄉”的體驗之中,因此成了一個不停步的流浪者,我看說得很有道理。 置身異鄉的體驗非常獨特。乍一看,置身異鄉所接觸的全是陌生的東西,原先的自我一定會越來越脆弱,甚至會被異鄉同化掉,其實事情遠非如此簡單。異己的一切會從反面、側面誘發出有關自己的思想,異鄉的山水更會讓人聯想到自己生命的起點,因此越是置身異鄉越會勾起濃濃的鄉愁。鄉愁越濃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愿意把自己和故鄉連在一起--簡直成了一種可怖的循環,結果,一生都避著故鄉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誰家玉笛暗飛聲, 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 何人不起故園情!
      蘭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處是他鄉。
      你看,只有徹底醉倒他纔會丟掉異鄉感,而表面上,他已四海為家。
      我想,諸般人生況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異鄉體驗與故鄉意識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與回歸意識的相輔相成。這一況味,跨國界而越古今,作為一個永遠充滿魅力的人生悖論而讓人品咂不盡。
      前兩年著名導演潘小揚拍攝艾蕪的《南行記》,最讓我動心的鏡頭是艾蕪老人自己的出場。老人曾以自己艱辛瑰麗的遠行記述震動中國文壇,而在鏡頭上他已被年歲折磨得滿臉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輪椅上。畫面外歌聲響起,大意是:媽媽,我還要遠行,世上沒有比遠行更讓人銷魂。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嗎?他已不能行走,事實上那時已接近他生命的終點,但在這歌聲中他的眼睛突然發亮,而且顫動欲淚。他昂然抬起頭來,饑渴地注視著遠方。一切遠行者的出發點總是與媽媽告別,走得再遠也一直心存一個媽媽,一路上暗暗地請媽媽原諒,而他們的終點則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腳于真正的故鄉。他們的媽媽當然已經不在,因此歸來的遠行者從一種孤兒變成了另一種孤兒。這樣的回歸畢竟是凄楚的,無奈衰老的身體使他們無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媽媽表述這種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媽媽是不能不讓人動容的,一生呼喊道盡了回歸也道盡了漂泊。
      不久前讀到冰心老人的一篇短小散文,題目就叫《我的家在哪里》。這位九十四歲高齡的老作家最早也是以一個遠行者的形象受到廣大讀者關注的,她周游世界,曾在許多不同國家不同城市居住,最后在北京定居,可真正稱得上一個“不知何處是他鄉”的放達之人了。但是,老人這些年來在夢中常常不經意地出現回家的情節,回哪里的家呢?照理,一個女性在自己成了家庭主婦、有了完整的家庭意識后的家纔是真正的家,冰心老人在夢中完全應該回到成年后安家的任何一個門庭,不管它在哪座城市;然而奇怪的是,她在夢中每次遇到要回家的場跋回的總是少女時代的那個家。一個走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圈子終于回到了原地,白發老人與天真少女融成了一體。那么,冰心老人的這些回家夢是否從根本上否定了她一生的漂泊旅程呢?當然不是。如果冰心老人始終沒離開過早年的那個家,那么今天的回家夢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在一般意義上,家是一種生活;在深刻意義上,家是一種思念。
      只有遠行者纔有對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遠行者纔有深刻意義上的家。
      艾蕪心底的歌,冰心夢中的家,雖然走向不同卻遙相呼應。都是世紀老人,都有藝術家的良好感覺,人生旅程的大結構真是被他們概括盡了。
      無論是李白、崔顥,還是冰心、艾蕪,他們都是很能寫的人,可以讓我們憑借著他們的詩文來談論,而實際上,許多更強烈的漂泊感受和思鄉情結是難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顆小小的心臟去滿滿地體驗,當這顆心臟停止跳動,這一切也就杳不可尋,也許失落在海濤間,也許掩埋在叢林里,也許凝于異國他鄉一棟陳舊樓房的窗戶中。因此,從總體而言,這是一首無言的史詩。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的社會變動都會帶來許多人的遷徙和遠行,或義無反顧,或無可奈何,但最終都會進入這首無言的史詩,哽哽咽咽又回腸蕩氣。你看現在中國各地哪怕是再僻遠角落,也會有遠道趕來的白發華僑愴然飲泣,匆匆來了又匆匆走了,不會不來又不會把家搬回來,他們不說理由也不向自己追問理由,抹干眼淚又須發飄飄地走向遠方。
      二
      我的家鄉是浙江省余姚縣橋頭鄉車頭村,我在那里出生、長大、讀書,直到小學畢業離開。十幾年前,這個鄉劃給了慈溪縣,因此我就不知如何來稱呼家鄉的地名了。在各種表格上填籍貫的時候總要提筆思忖片刻,十分為難。有時想,應該以我在那兒的時候為準,于是填了余姚;但有時又想,這樣填了,有人到現今的余姚地圖上去查橋頭鄉卻又查不到,很是麻煩,于是又填了慈溪。當然也可以如實地填上『原屬余姚,今屬慈溪”之類,但一般表格籍貫欄擠不下那么多字,即使擠得下,自己寫著也氣悶:怎么連自己是哪兒人這么一個簡單問題,都答得如此支支吾吾、曖昧不清!
      我不想過多地責怪改動行動區劃的官員,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但他們可能不知道,這種改動對四方游子帶來的迷惘是難于估計的。就像遠飛的燕子,當它們隨著季節在山南海北繞了一大圈回來的時候,屋梁上的鳥巢還在,但屋宇的主人變了,屋宇的結構也變了,它們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盤旋,盤旋出一個崔顥式的大問號。
      其實我比那些燕子還要恓惶,因為連舊年的巢也找不到了。我出生和長大的房屋早已賣掉,村子里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親戚,如果像我現在這個樣子回去,誰也不會認識我,我也想不出可在哪一家吃飯、宿夜。這居然就是我的故鄉,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故鄉!早年離開時的那個清晨,夜色還沒有褪盡而朝霧已經迷蒙,小男孩瞌睡的雙眼使夜色和晨霧更加濃重。這么潦草的告別,總以為會有一次隆重的彌補,事實上世間的一切都無法彌補,我就潦草地踏上了背井離鄉的長途。
      我所離開的是一個非常貧困的村落。貧困到哪家晚飯時孩子不小心打破一個粗瓷碗就會引來父母瘋狂的追打,而左鄰右舍都覺得這種追打理所當然。這兒沒有正兒八經坐在桌邊吃飯的習慣,至多在門口泥地上擱一張歪斜的小木幾,家人在那里盛了飯就撥一點菜,托著碗東蹲西站、晃晃悠悠地往嘴里扒,因此孩子打破碗的機會很多。粗黑的手掌在孩子身上疾風暴雨般地掄過,便小心翼翼地撿起碎碗片拼合著,幾天后挑著擔子的補碗師傅來了,花費很長的時間把破碗補好。補過和沒補過的粗瓷碗里很少能夠盛出一碗白米飯,盡管此地盛產稻米。偶爾哪家吃白米飯了,飯鑊里通常還蒸著一碗霉干菜,于是雙重香味在還沒有揭開鑊蓋時已經飄灑全村,而這雙重香味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是一種經典搭配。雪白晶瑩的米飯頂戴著一撮烏黑發亮的霉干菜,色彩的組合也是既沉著又強烈。
      說是屬于余姚,實際上離余姚縣城還有幾十里地。余姚在村民中唯一可說的話題是那兒有一所高山仰止般的醫院叫“養命醫院”,常言道只能醫病不能醫命,這家醫院居然能夠養命,這是何等的本事,何等的氣派!村民們感嘆著,自己卻從來沒有夢想過會到這樣的醫院去看病。沒有一個人是死在醫院里的,他們認為寧肯早死多少年也不能不死在家里。鄉間的出喪比迎娶還要令孩子們高興,因為出喪的目的地是山間,浩浩蕩蕩跟了去,就是一次熱熱鬧鬧的集體郊游。這一帶的喪葬地都在上林湖四周的山坡上,送葬隊伍紙幡飄飄,哭聲悠揚,一轉入山岙全都松懈了,因為山岙里沒有人家,紙幡和哭聲失去了視聽對象。山風一陣使大家變得安靜也變得輕松,剛剛還兩手直捧的紙幡已隨意地斜扛在肩上,滿山除了墳塋就是密密層層的楊梅樹,村民們很在行,纔掃了兩眼便討論起今年楊梅的收成。
      楊梅收獲的季節很短,超過一兩天它就會泛水、軟爛,沒法吃了。但它的成熟又來勢洶洶,剎那間從漫山遍野一起涌出的果實都要快速處理掉,殊非易事。在運輸極不方便的當時,村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開肚子拼命吃。也送幾簍給親戚,但親戚都住得不遠,當地每座山都盛產楊梅,贈送也就變成了交換,家家戶戶屋檐下排列著附近不同山梁上采來的一筐筐楊梅,任何人都可以蹲在邊上慢慢吃上幾個時辰,嘟嘟噥噥地評述著今年各座山的脾性,哪座山賭氣了,哪座山在裝傻,就像評述著自己的孩子。孩子們到哪里去了?他們都上了山,爬在隨便哪一棵楊梅樹上邊摘邊吃。鮮紅的果實碰也不會去碰,只挑那些紅得發黑但又依然硬扎的果實,往嘴里一放,清甜微酸、挺韌可嚼,捫嘴啜足一口濃味便把梅核用力吐出,手上的一顆隨即又按唇而入。這些日子他們可以成天在山上逗留,楊梅飽人,家里借此省去幾碗飯,家長也認為是好事。只是傍晚回家時一件白布衫往往是果汁斑斑,暗紅淺絳,活像是從浴血拼殺的戰場上回來。母親并不責怪,也不收拾,這些天再洗也洗不掉,只待楊梅季節一過,漬跡自然消退,把衣服往河水里輕輕一搓便什么也看不見了。
      阿子們爬在樹上摘食梅樹,時間長了,滿嘴會由酸甜變成麻澀。他們從樹上爬下來,腆著脹脹的肚子,呵著失去感覺的嘴唇,向湖邊走去,用湖水漱漱口,再在湖邊上玩一玩。上林湖的水很清,靠岸都是淺灘,梅樹收獲季節赤腳下水還覺得有點涼,但歡叫兩聲也就下去了。腳下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彎腰撈起來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這兒打碎過很多很多器皿。一腳一腳蹚過去,全是。那些瓷片和陶片經過湖水多年的蕩滌,邊角的碎口都不扎手了,細細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勻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飯碗不知好到哪里去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難道這里曾安居過許多鍾鳴鼎食的豪富之家?但這兒沒有任何房宅的遺跡,周圍也沒有一條象樣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么過?捧著碎片仰頭回顧,默默的山,呆呆的云,誰也不會回答孩子們,孩子們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后側腰低頭,把碎片向水面平甩過去,看它能跳幾下。這個游戲叫做削水片,幾個孩子比賽開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躍奔跑,平靜的上林湖犁開了條條波紋,不一會兒,波紋重歸平靜,碎瓷片、碎陶片和它們所連帶著的秘密全都沈入湖底。
      我曾隱隱地感覺到,故鄉也許是一個曾經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時。碎得如此透徹,像轟然山崩,也像漸然家傾。為了不使后代看到這種痕跡,所有碎片的殘夢都被湖水淹沒,只讓后代捧著幾個補過的粗瓷碗,盛著點白米飯霉干菜木然度日。忽然覺得霉干菜很有歷史文物的風味,不知被多少時日烘曬得由綠變褐、由嫩變干,靠卷曲枯萎來保存一點歲月的沈香。如果讓那些補碗的老漢也到湖邊來,孩子們撈起一堆堆精致的碎瓷片碎陶片請他們補,他們會補出一個什么樣的對象來?一定是碩大無朋又玲瓏剔透的吧?或許會嗡嗡作響或許會寂然無聲?
      補碗老漢們補完這一對象又會被它所驚嚇,不得不躡手躡腳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后倉皇逃離。
      我是1957年離開家鄉的,吃過了楊梅,拜別上林湖畔的祖墳,便來到了余姚縣城,也來不及去瞻仰一下心儀已久的“養命醫院”,立即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車。那年我正好十周歲,在火車窗口與送我到余姚縣城的舅舅揮手告別,怯生生地開始了孤旅。我的小小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楊梅,一包霉干菜,活脫脫一個最標準的余姚人。一路上還一直在后悔,沒有在上林湖里揀取幾塊碎瓷片隨身帶著,作為紀念。
      三
      我到上海是為了考中學。父親原本一個人在上海工作,我來了之后不久全家都遷移來了,從此回故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鄉的意義也隨之越來越淡,有時,淡得幾乎看不見了。
      擺脫故鄉的第一步是擺脫方言。余姚雖然離上海不遠,但余姚話和上海話差別極大,我相信一個純粹講余姚話的人在上海街頭一定是步履維艱的。余姚話與它的西鄰紹興話、東鄰寧波話也不一樣,記得當時在鄉下,從貨郎、小販那里聽到幾句帶有紹興口音或寧波口音的話孩子們都笑彎了腰,一遍遍夸張地模仿和嘲笑著,嘲笑天底下怎么還有這樣不會講話的人。村里的老年人端然肅然地糾正著外鄉人的發音,過后還邊搖頭邊感嘆,說外鄉人就是笨。這種語言觀念自從我踏上火車就漸漸消解,因為我驚訝地發現,那些非常和藹地與我交談的大人們聽我的話都很吃力,有時甚至要我在紙上寫下來他們纔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聲中我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小,到后來甚至不愿意與他們講話了。到了上海,幾乎無法用語言與四周溝通,成天郁郁寡歡,有一次大人把我帶到一個親戚家里去,那是一個擁有鋼琴的富貴家庭,鋼琴邊坐著一個比我小三歲的男孩,照輩分我還該稱呼他表舅舅。我想同樣是孩子,又是親戚,該談得起來了吧,他見到我也很高興,友好地與我握手,但纔說了幾句,我能聽懂他的上海話,他卻聽不懂我的余姚話,彼此掃興,各玩各的了。
      最傷心的是我上中學的第一天,老師不知怎么偏偏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我紅著臉憋了好一會兒終于把滿口的余姚話傾瀉而出,我相信當時一定把老師和全班同學都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么。等我說完,憋住的是老師,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鏡片后一閃,終于轉化出和善的笑意,說了聲“很好,請坐。”這下輪到同學們發傻了,老師說了很好?他們以為上了中學都該用這種奇怪的語言回答問題,全都慌了神。
      幸虧當時十歲剛出頭的孩子們都非常老實,同學們一下課就與我玩,從不打聽我的語言淵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學會了他們的口音,僅僅一個月后,當另外一位老師叫我站起來回答問題的時候,我說出來的已經是一口十分純正的上海話了。短短的語言障礙期跳躍得如此干脆,以至我的初中同學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從余姚趕到上海來與他們坐在一起的。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非常驚訝,我竟然一個月就把上海話學地道了,而上海話又恰恰是特別難學的。上海話的難學不在于語言的復雜而在于上海人心態的怪異,廣東人能容外地人講極不標準的廣東話,北京人能容忍羼雜著各地方言的北京話,但上海人就不允許別人講不倫不類的上海話。有人試著講了,幾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會求他“幫幫忙”,別讓他們的耳朵受罪。這一幫不要緊,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干部”至今不敢講一句上海話。我之所以能快速學會是因為年紀小,對語言的敏感能力強而在自尊、自羞方面的敏感能力還比較弱,結果反而進入了一種輕松狀態,無拘無礙,一學就會。我從上海人自鳴得意的心理防范中一頭竄了過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有時也想,上海人憑什么在語言上自鳴得意呢?他們的前輩幾乎都是從外地闖蕩進來的,到了上海纔漸漸甩掉四方鄉音,歸附上海話;而上海話又并不是這塊土地原本的語言,原本的語言是松江話、青浦話、浦東話,卻為上海人所恥笑。上海話是一種類似于“人造蟹肉”之類的東西,卻能迫使各方來客擠掉本身的鮮活而進入它的盤碟。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一旦進入上海就等于進入一個魔圈,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掉任何一點非上海化的印佰,特別是自己已經學會的上海話中如果還帶著點兒鄉音的遺留,就會像逮蒼蠅、蚊子一樣努力把它們清除干凈。我剛到上海那會兒,街市間還能經常聽到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口中吐出寧波口音或蘇北口音,但這種口音到了他們下一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現在你已經無法從一個年輕的上海人的談吐中判斷他的原籍所在。與口音一樣,這些上海人與故鄉的聯系也基本消解,但他們在填寫籍貫的時候又不可能把上海寫上去。于是上海人成了無根無基的一群,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不知自己屬于哪塊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憐兮兮。由此倒羨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鄉音的前輩,他們活生生把一個故鄉掛在嘴邊,一張口,就告示出自己的生命定位。 我天天講上海話,后來隨著我生存空間的進一步擴大,則開始把普通話作為交流的基本語言,余姚話隱退得越來越遠,最后已經很難從我口中順暢吐出了。我終于成為一個基本上不大會說余姚話的人,只有在農歷五月楊梅上市季節,上海的水果攤把一切楊梅都標作余姚楊梅在出售的時候我會稍稍停步,用內行的眼光打量一下楊梅的成色,腦海中浮現出上林湖的水光云影。但一轉眼,我又匯入了街市間雨點般的腳步。
      故鄉,就這樣被我丟失了。故鄉,就這樣把我丟去了。
      四
      重新揀回故鄉是在上大學之后,但揀回來的全是碎片。我與故鄉做著一種捉迷藏的游戲;好像是什么也找不到了,突然又猛地一下直豎在眼前,正要伸手去抓卻又空空如也,一轉身它又在某個角落出現……
      進大學后不久就下鄉勞動,那年月下鄉勞動特別多,上一趟大學有一半多時間在鄉下。那鄉下當然不是我的故鄉,同樣的茅舍小河,同樣的草樹莊稼,我卻沒完沒了地在異鄉的泥土間勞作,那么當初又為什么離鄉呢?正這么想著,一位同樣是下鄉來勞動的書店經理站到了我身邊,他看著眼前的土地好一會兒不說話,終于輕輕問我:『你是哪兒人?” “余姚。浙江余姚。”我答道。
      “王陽明的故鄉,了不得!”當年的書店經理有好些是讀了很多書的人,他好像被什么東西點燃了,突然激動起來,“你知道嗎,日本有一位大將軍一輩子褲腰帶上掛著一塊牌,上面寫著「一生崇拜王陽明」!①連蔣介石都崇拜王陽明,到臺灣后把草山改成陽明山!你家鄉現在大概只剩下一所陽明醫院了吧?”
      我正在吃驚,一聽他說陽明醫院就更慌張了。“什么?陽明醫院?那是紀念王陽明的?”原來我從小不斷從村民口中聽到的“養命醫院”竟然是這么回事!
      我顧不得書店經理了,一個人在田埂上呆立著,為王陽明嘆息。他狠狠地為故鄉爭了臉,但故鄉并不認識他,包括我在內。我,王陽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鄉學人,能不能開始認識你,代表故鄉,代表后代,來表達一點歉仄?
      從此我就非常留心有關王陽明的各種資料。令人生氣的是,當時大陸幾乎所有的書籍文章只要一談及王陽明都采取否定的態度,理由是他在哲學上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在政治上站在農民起義的對立面,是雙料的反動。我不知道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有哪一位真正堪稱第一流的大學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又堅定地站在農民起義一邊的,我只覺得有一種非學術的衛護本能從心底升起:怎么能夠這樣欺侮我們余姚人!得了他多少年的聲名還痛罵他,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點點滴滴地搜集與他有關的一切,終于越來越明白,即使他不是余姚人,我也會深深地敬佩他,而正因為他是余姚人,我由衷地為他和故鄉驕傲。中國歷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兩方面都臻于極致的卻廖若晨星。三國時代曹操、諸葛亮都能打仗,文纔也好,但在文化的綜合創建上畢竟未能俯視歷史;身為文化大師而又善于領兵打仗的有誰呢?宋代的辛棄疾算得上一個,但總還不能說他是杰出的軍事家。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陽明的出現,纔能讓奇跡真正產生。王陽明是無可置疑的軍事天纔,為了社會和朝廷的安定,他打過起義軍,也打過叛軍,打的都是大仗,從軍事上說都是獨具謀略、嫻于兵法、干脆利落的漂亮動作,也是當時全國最重要的軍事行為。明世宗封他為“新建伯”,就是表彰他的軍事貢獻。我有幸讀到過他在短兵相接的前線寫給父親的一封問安信,這封信,把連續的惡戰寫得輕松自如,把復雜的軍事謀略和政治謀略說得如同游戲,把自己在瘴癘地區終于得病的大事更是毫不在意地一筆帶過,滿紙都是大將風度。《明史》說,整個明代,文臣用兵,沒有誰能與他比肩。這當然是不錯的,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幾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遠不止在明代了。我覺得文臣用兵真正用到家的還有清代的曾國藩,曾國藩的學問也不錯,但與王陽明比顯然還差了一大截。王陽明一直被人們詬病的哲學在我看來是中華民族智能發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夠有資格給予批評的人其實并不太多。請隨便聽一句: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是多高超的悟性,多精致的表達!我知道有不少聰明人會拿著花的“客觀性”來憤怒地反駁他,但那又是多么笨拙的反駁啊!又如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千古命題,對人本如此信賴,對教條如此輕視,甚至對某種人類共通規范的自然滋長抱有如此殷切的期盼,至少對我來說,只有恭敬研習的份。
      王陽明奪目的光輝也使他受了不少難,他入過監獄、挨過廷杖、遭過貶謫、逃過暗算、受過冷落,但他還要治學講學、匡時濟世,因此決定他終生是個奔波九州島的旅人,最后病死在江西南安的船上,只活了五十七歲。臨死時學生問他遺言,他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王陽明一生指揮的戰斗正義與否,他的哲學觀點正確與否都可以討論,但誰也不能否定他是一個特別強健的人,我為他驕傲首先就在于此。能不能碰上打仗是機遇問題,但作為一個強健的人,即使不在沙場也能在文化節操上堅韌得像個將軍。
      我在王陽明身上看到了一種楷模性的存在,但是為了足以讓自己的生命安駐,還必須補充范例。翻了幾年史籍,發現在王陽明之后的中國文化史上最讓我動心的很少幾位大師中仍有兩位是余姚人,他們就是黃宗羲和朱舜水。
      黃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稱為滿腹經綸的血性漢子。生逢亂世,他們用自己的嶙峋傲骨支橕起了全社會的人格坐標,因此亂世也就獲得了一種精神引渡。黃宗羲先生的事跡我在以前的幾篇散文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還想說幾句。你看他十九歲那年在北京,為報國仇家恨,手持一把鐵錐,見到魏忠賢余孽就朝他們臉上刺過去,一連刺傷八人,把整個京城都轟動了,這難道就是素稱儒雅的江南文士嗎?是的,是江南余姚文士!渾身剛烈,足以讓齊魯英雄、燕趙壯士也為之一震。
      在改朝換代之際,他又敢于召集義軍、結寨為營,失敗后立即投身學術,很快以歷史學泰斗和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的形象巍然挺立。朱舜水也差不多,在刀兵行伍間奔走呼喚多年而未果之后,毅然以高齡亡命海外,把中國文化最深致和最感性的部分完整地向日本弘揚,以連續二十余年的努力創造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亞洲文化發展史上的宏大業績。白發蒼蒼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邊向西遠望,泣不成聲,他至死都在想念著家鄉余姚,而虔誠崇拜他的日本人民卻把他的遺骨和墳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啟超在論及明清學術界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家族和邵晉涵家族時,不能不對余姚欽佩不已了。他說:
      余姚以區區一邑,而自明中葉迄清中葉二百年間,碩儒輩出,學風沾被全國以及海東。陽明千古大師,無論矣;朱舜水以孤忠羈客,開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黃氏自忠端以風節厲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②,為明清學術承先啟后之重心;邵氏自魯公、念魯公以迄二云③,世間崛起,綿綿不絕。……生斯邦者,聞其風,汲其流,得其一緒則足以卓然自樹立。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他從整個中國文化的版圖上來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揚余姚,并沒有同鄉自夸的嫌疑。我也算是梁啟超所說的“生斯邦者”吧,雖說未曾卓然自立卻也曾經是“聞其風,汲其流”的,不禁自問,那究竟是一種什么“風”、什么“流”呢?我想那是一種神秘的人格傳遞,而這種傳遞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鄉的山水大地、風土人情,無形而悠長。這使我想起范仲淹的名句: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寫下這十六個字后我不禁笑了,因為范仲淹的這幾句話是在評述漢代名士嚴子陵時說的,而嚴子陵又是余姚人。對不起,讓他出場實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覺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鄉。
      ①后從姚業鑫先生的大著《名邑余姚》中得知,那是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在隨身攜帶的一顆印章上刻著“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字。
      ②忠端即黃宗羲父黃尊素,梨洲即黃宗羲,晦木即黃宗炎,主一即黃百家。
      ③魯公即邵曾可,念魯公即邵廷采,二云即邵晉涵。
      五
      我發現故鄉也在追蹤和包圍我,有時還會達到很有趣的地步。
      最簡單的例子是我進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后,發現當時全院學術威望最高的朱端鈞教授和顧仲彝教授都是余姚人。這是怎么搞的,我不是告別余姚了嗎,好不容易進了大學又一頭撞在余姚人的手下。
      近幾年怪事更多了。有一次我參加上海市的一個教授評審組,好幾個來自各大學的評審委員坐在一起發覺彼此鄉音靠近,三言兩語便認了同鄉,然后都轉過頭來詢問沒帶多少鄉音的我是哪兒人,我的回答使他們懷疑我是冒充同鄉來湊趣,直到我幾乎要對天發誓他們纔相信。這時正好走進來新任評審委員的復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大家連忙問他,王教授十分文靜地回答:“余姚人”。
      就在這次評審回家,母親愉快地告訴我,有一個她不認識的鄉下朋友來過電話,用地道的余姚話與她交談了很久。問了半天我纔弄明白,那是名揚國際的英語語言學家陸谷孫教授,我原先以為他似乎理所當然應該是英國籍的世界公民。
      前兩年對舊上海世俗社會的心理結構產生了興趣,在研究中左挑右篩,選中了“海上聞人”黃金榮和“大世界”的創辦者黃楚九作為重點剖析對象,還曾戲稱為“二黃之學”。但研究剛開始遇到二黃的籍貫我不禁頹然廢筆,傻坐良久。二黃并沒有給故鄉增添多少美譽,這兩位同鄉在上海一度發揮的奇異威力使我對故鄉的內涵有了另一方面的判斷。
      故鄉也有很丟人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時期把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的紀念碑亭全部砸爛,這雖然痛心卻也可以想象,因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這樣做的;但余姚發生的武斗之慘烈和長久,則是出乎想象之外的。
      余姚人打殺余姚人,打到長長的鐵路線獨獨因余姚而癱瘓在那里,上海的街頭貼滿了武斗雙方的宣言書,實在丟人現眼,讓一切在外的余姚人都抬不起頭來。難道黃宗羲、朱舜水的剛烈之風已經演變成這個樣子了?王陽明呼喚的良知已經纖毫無存?在那些人心惶惶的夜晚,我在上海街頭尋找著那些宣言書,既怕看又想看。昏黃的燈光照著血腥的詞句,就文詞而言,也許應該說是當時全國各地同類宣言書中寫得最酣暢漂亮的,但這使我更加難過,就像聽到華麗的男中音罵出了一串臟話,而這個男中音又恰恰是從我家舊門傳出,如何消受得住。如果前后左右沒有人看見,我會從墻上撕下這些宣言書,扯成最細的紙丁,塞進陰溝,然后做賊般逃走。
      我怕有人看見,卻又希望故鄉能在冥冥中看到我的這些舉動。我懷疑它看到了,我甚至能感覺到它蒼老的顫抖。它多么不愿意掏出最后的老底來為自己正名,苦苦憋了幾年,終于忍不住,就在武斗現場附近,1973年,袒露出一個震驚世界的河姆渡!袒露在不再有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任何遺跡的土地上,袒露在一種無以言表的的荒涼之中。要不然,有幾位大師在前面光彩著,河姆渡再晚個千把年展示出來也是不慌的。
      壩姆渡著實又使家鄉風光頓生。一個整整七千年的文化遺址,而人們平日說起華夏歷史總是五千年。河姆渡雄辯地證明,長江流域并不長久是茹毛飲血的南蠻之地而愧對黃河文明,恰恰相反,這兒也是中華民族的溫暖故鄉。當自己的故鄉突然變成了全民族的故鄉,這種心理滋味是很復雜的,既有榮耀感又有失落感。總算是一件不同凡響的好事吧,從七十年代開始,中國的一切歷史教科書的前面幾頁都有了余姚河姆渡這個名稱。
      后來,幾位大師逐一恢復名譽,與河姆渡遙相呼應,故鄉的文化分量就顯得有點超重。記得前年我與表演藝術家張瑞芳和畫家程十發一起到日本去,在東京新大谷飯店的一個宴會廳里,與一群日本的漢學家坐在一起閑聊,不知怎么說起了我的籍貫,好幾個日本朋友夸張地瞪起了眼,嘴里發出『嗬——嗬——”的感嘆聲,像是在倒吸冷氣。他們雖然不太熟悉嚴子陵和黃宗羲,卻大談王陽明和朱舜水,最后又談到了河姆渡,倒吸冷氣的聲音始終不斷。他們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確信,我的家鄉是神土,是福地。
      同桌只有兩位陶藝專家平靜地安坐著,人們向我解釋,他們來參加宴會是因為過幾天也要去中國大陸考察古代陶瓷。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氣的聲音,便把臉轉向他們,隨口問他們將會去中國的什么地方,他們的回答譯員翻不出來,只能請他們寫,寫在紙條上的字居然是“慈溪-上林湖”!
      我無法說明慈溪也是我的家鄉,因為這會使剛纔還在為余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但我實在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告訴兩位陶藝專家:“上林湖,是我小時候三天兩頭去玩水的地方。”兩位陶藝專家驚訝地看了我一眼,從口袋里取出一迭照片,上面照的全是陶瓷的碎片。
      ——一點不錯,這正是我當年與小朋友一起從湖底摸起,讓它們在湖面上跳躍奔跑的那些碎片!
      兩位陶藝專家告訴我,據他們所知,上林湖就是名垂史冊的越窯所在地,從東漢直至唐、宋,那里曾分布過一百多個窯場,既有官窯又有民窯,國際陶瓷學術界已經稱上林湖為舉世罕見的露天青瓷博物館。我專注而又失神地聽著,連點頭也忘了。竟然是這樣!一個從小留在心底的謎,輕輕地解開于異國他鄉。謎底的輝煌,超過我曾經作過的最大膽的想象。想想從東漢到唐、宋這段漫長的風華年月吧,曹操、唐明皇、武則天的盤盞,王羲之、陶淵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燒成于上林湖邊。家鄉細潔的泥土,家鄉清澈的湖水,家鄉熱烈的炭火,曾經鑄就過無數哺育民族生命的美麗載體,天天送到那些或是開朗、或是苦澀的嘴邊。這便是我從小就想尋找的屬于故鄉的“大器”嗎?我難道已經如此迅速地在一家遙遠的外國旅館里把它修復了嗎?我不知道今天上林湖邊,村民們是否還在用易碎的粗瓷飯碗,不知道今天上林湖底,是否還沈積著那么多碎片,聽這兩位日本陶藝專家說,這些碎片現今在國際市場上的標價極其昂貴。
      六
      從日本回來后,我一直期待著一次故鄉之行,對于一個好不容易修補起來了的家鄉,我不應該繼續躲避。正好余姚市政府聘請我擔任文化顧問,我就在今年秋天回去了一次。一直好心陪著我的余姚鄉土文化的研究者姚業鑫先生執意要我在進余姚城之前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館,博物館館長邵九華先生為了等我,前一夜沒有回家,在館中過夜。兩位學者用余姚話給我詳細介紹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一些是足夠寫幾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后吧;我在參觀中最驚訝的發現是,這兒,七千年前,人們已經有木構建筑,已經在摘食楊梅,已經在種植稻谷,已經在燒制炊具,甚至在陶甑所盛的香噴噴白米飯上已經有可能也蓋著一層霉干菜!有的學者根據一個陶碗上所刻的馴良的野豬圖形,判斷當時的河姆渡人不久燒食豬肉,而且極有可能正是由霉干菜燒成。難道故鄉的生態模式,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經大致形成?如此說來,七千年過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緩慢。
      我在河姆渡遺址上慢慢地徘徊,在這塊小小的空間里,漫長的時間壓縮在一起,把洋洋灑灑永遠說不完道不盡的歷史故事壓縮在泥土層的尺寸之間。我想,文明的人類總是熱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壓縮在泥土里的歷史爬剔出來。舒展開來,窺探自己先輩的種種真相。那么,考古也就是回鄉,也就是探家。探視地面上的家鄉往往會有歲月的唏噓、難言的失落,使無數游子欲往而退;探視地底下的家鄉就沒有那么多心理障礙了,整個兒洋溢著歷史的詩情、想象的愉悅。我把這個意思說給了陪著我的兩位專家聽,他們點頭,但轉而又說,探視地底下的家鄉也不輕松。
      我終于約略明白了他們的意思。就在我們腳下,當一批批七千年前的陶器、木器、骨器大量出土引起人們對河姆渡的先人熱烈歡呼的時候,考古學者在陶釜和陶罐里發現了煮食人肉的證據,而且,煮食的是嬰兒。多么不希望是這樣,他們鄭重地請來了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教授,老教授親自鑒定后作出了確證無疑的結論。
      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無頭的骨架,證明這里盛行過可以稱為“獵首”的殺人祭奠儀式。當然這一切絕不僅僅發現在河姆渡遺址中,但這兒的發現畢竟說明,使故鄉名聲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著大量無法掩飾的蒙昧和野蠻。
      可以為祖先諱,可以為故鄉諱,但諱來諱去只是一種虛假的安慰。遠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聲咆哮,兒孫們,讓我真實,讓我自在,千萬別為我裝扮!于是,遠年的榮耀負載出遠年的惡濁,精美的陶器貯存著怵目的殘忍。我站在這塊土地上離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攙扶他們,但我又立即跳開了,帶著恐懼和陌生。
      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指出,蒙昧——野蠻——文明這三個段落,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普遍階梯。文明是對蒙昧和野蠻的擺脫,人類發展的大過程如此,每個歷史階段的小過程也是如此。王陽明他們的產生,也同樣是為了擺脫蒙昧和野蠻吧,擺脫種種變相的食人和獵首。直到今天,我們大概還躲不開與蒙昧和野蠻的周旋,因為文明永遠顯得如此珍貴。蒙昧和野蠻并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相,從歷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于蒙昧是一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起來對抗文明。結果,一切文明都會遇到兩種對手的圍攻: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后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很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體,甚至還會悄悄地潛入人們的心底,使我們在尋找它們的時候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歷史。
      我們的故鄉,不管是空間上的故鄉還是時間上的故鄉,究竟是屬于蒙昧、屬于野蠻,還是屬于文明?我們究竟是從何處出發,走向何處?我想,即使是家鄉的陶瓷器皿也能證明:文明有可能盛載過野蠻,有可能掩埋于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補,有可能無法修補,然而即便是無法修補的碎片,也會保存著高貴的光彩,永久地讓人想象。能這樣,也就夠了。
      告別河姆渡遺址后,幾乎沒有耽擱,便去余姚市中心的龍泉山拜謁重新修復的四位先賢的碑亭。一路上我在想,區區如我,畢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帶有某種文明光澤的碎片罷了,沒有資格躋身某個遺址等待挖掘,沒有資格裝點某種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與蒙昧和野蠻的搏斗中碎得于心無愧。無法躲藏于家鄉的湖底,無法奔跑于家鄉的湖面,那就陳之于異鄉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來踢去,也能鏗然有聲。偶爾有哪個路人注意到這種聲音了,那就順便讓他看看一小片潔白和明亮。
      七
      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出生的村莊這次沒有去,只在余姚城里見一位遠房親戚:比我小三歲的表舅舅。記得嗎,當年我初到上海時在鋼琴邊與我握手的小男孩,終于由于語言不通而玩不起來;后來“文化大革命”中陰差陽錯他到余姚來工作了,這次相見我們的語言恰懊倒轉,我只能說上海話而他則滿口鄉音。倒轉,如此容易。 我就算這樣回了一次故鄉?不知怎么,疑惑反而加重了:遠古滄桑、百世英纔,但它屬于我嗎?我屬于它嗎?身邊多了一部《余姚志》,隨手翻開姓氏一欄,發覺我們余姓在余姚人數不多。也查過姓氏淵源,知道余姓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后裔,唐代之后世居安徽歙州,后由安徽繁衍到江西南昌,歷史上姓余的名人很少,勉強稱得上第一個的,大概是宋代天圣年間的官僚余靖,但他是廣東人。后來又從福建和湖北走出過幾個稍稍有點名氣的姓余的人。我的祖先,是什么時候泊到浙江余姚的呢?我口口聲聲說故鄉、故鄉,究竟該從什么時候說起呢?河姆渡、嚴子陵時代的余姚,越窯鼎盛時期的上林湖,肯定與我無關,我真正的故鄉在哪兒呢?
      正這么傻想著,列車員站到了我眼前,說我現在坐的是軟席,乘坐需要有級別,請我出示級別證明。我沒有這種證明,只好出示身份證,列車員說這沒用,為了保護軟席車廂旅客的安全,請我到硬席車廂去。車廂里大大小小持有『經理”證明或名片的旅客和他們的家屬開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視我,我趕緊抱起行李低頭逃離,可是我車票上的座位號碼本不在硬席車廂,怎么可能在那里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兩節車廂的接口處,把行李放在腳邊。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離開余姚到上海去時坐火車的情景,也是這條路,也是這個人,但那時是有座位的,行李里裝著酒浸楊梅和霉干菜,嘴上嘟噥著余姚話;今天,座位沒有了,身份模糊了,鄉音丟失了,行李里也沒有土產了,哐啷哐啷地又在這條路上走一趟。
      從一個沒有自己家的家鄉,到一個有自己家的異鄉,離別家鄉恰恰是為了回家,我的人生旅行,怎么會變得如此怪誕?
      火車外面,陸游、徐渭的家鄉過去了,魯迅、周作人的家鄉過去了,郁達夫、茅盾的家鄉過去了,豐子愷、徐志摩的家鄉過去了……
      他們中有好多人,最終都沒有回來。有幾個,走得很遠,死得很慘。
      其中有一個曾經灑脫地吟道: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
      車窗外的云彩暗了,時已薄暮,又想起了崔顥的詩句。淅淅瀝瀝,好像下起雨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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