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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霜冷長河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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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幾位讀我專欄的朋友問,下一篇寫什么,我說關于語言,他們都眼光奇特,然后滔滔不絕。由此我產生警惕:人們受謠言的傷害太嚴重了,一篇文章如果著力分析謠言的諸般罪惡,也只不過在憤恨中加添憤恨,恐懼中加添恐懼罷了,怒火熊熊,陰氣森森,何苦來著?按照我往常寫作的習慣,還總會引述一些中國歷史上的例證,但一部中國歷史,受謠言播弄的影響過于沉重,厚厚的《二十四史》且不去翻它,光看前些年北方的出版家們編集的《古史龜鑒系列》,《諂諛》、《贓賄》、《讒誣》、《誆詐》各一大冊,其中除《贓賄》外,別的三冊都與謠言緊密相關,隨便翻到哪一頁,都讓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直到現代,有些著名政治悲劇的產生,都與“謊報軍情”有關,而“謊報軍情”也就是造謠。顯而易見,即便試圖略作揭露和控訴,這篇文章就永遠也寫不完。
      那么,只好把書蓋住,閉眼梳理自己的感覺。
      設定幾個敘述臺階,力求平靜。
       
    ??? 從焦灼到平靜

      我把謠言當作一個課題來研究是從六七年以前開始的,起因是為了自己。
      那時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謠言的包圍,卻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謠言也有一個契約,可以一二十年風平浪靜,也可以一兩個月烽煙四起。
      終于有一天,幾位早已畢業的學生找上門來。我一開口就說:“多年不見,老師我已經青頭紫臉。”他們苦笑了一下,便與我討論起這些謠言的根源。他們認為,來勢這么集中,一定有一個發射中心,這基本上與一個特殊的原因有關,容易理解;比較難理解的是為什么有許多對我并無惡意的人也喜歡這些謠言,而天南地北那么多與我毫無恩怨的報刊又樂于刊登這些未加核實的謠言。
      我只問他們一個問題:這樣的謠言,別人聽了會相信嗎?他們思考了一會兒說,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這使我有點委屈。“我歷來的行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么可能……”
      “沒用,”他們說,“謠言不講邏輯,反差越大越有傳播力。”
      “反正我們單位的人可以證明我是怎么一個人。”
      “不,”他們的聲音近似殘忍,“單位里的人也不拒絕聽這些謠言。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報刊塞來塞去。”
      我木然。過后一個時期,經常有朋友打電話來安慰,他們都說那些文章態度偏激、無限上綱,卻沒有人懷疑那是謠言。報刊間也開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當然更是在態度而不可能在事實上說話。
      只有我一人有辟謠資格,但如果發表文章,最多只是爭得人們的將信將疑。打官司,一個官司一拖幾年,那么多謠言,夠打大半輩子的了。
      我很快決定完全不理,后來干脆不讀一切報刊,不聽報警電話,圖一個耳根清靜,但腦子里一直有一種有關謠言的思辨揮之不去,逼迫我對它作出研究。形貌卑瑣的它,究竟有什么法道,弄得我們焦灼不安、毫無辦法?
      于是,我開始了對謠言的研究。
      沒想到,越研究,越變得神定氣閑。
      所謂研究,首先是一種凌空鳥瞰。這一鳥瞰不要緊,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中國先秦諸子那里,原來兩千多年前這些麻袍飄飄的智者已經在為謠言大費腦筋了。一代代下來,謠言研究漸次被納人人性論領域、心理學領域、歷史學領域,一旦納入,這些領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體驗的精神暗窖而頓顯豐盈。
      研究的目光必須掃及世俗情緒之外的領域。世俗情緒總是憎惡謠言的,研究者說,且慢,先看看大范圍里的謠言。即便把謠言貶縮為謊言,在謊言中再縮小到故意的說謊,也不全是邪惡的。
      細想起來確實如此。藝術虛構也是一種故意的謊言,一位古代歐洲學者甚至說,戲劇就是把謊說圓了的藝術,觀眾樂于受騙。一位近代學者補充道,那是一種不具有現實傷害性的謊言,但也有人反駁,完全沒有現實傷害性何來社會批判力?
      軍事上的謊言世所公認,“兵不厭詐”。
      在其他職業中,例如醫生和教師有時也要對病人和學生說一些仁慈或美麗的謊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圖說某些統治者為了使公民更關切城邦的命運,也會傳播一些杜撰的概念,無可厚非。至于民眾間的政治謠傳,國際上很多學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對權威性的一種異議方式,是對不透明的一種透明欲求。有時,謠傳比公告更真實。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結果,終于有人得出了一個結論:說“我從不說謊言”本身就是一個大謊言。日本當代心理學家相場均先生甚至說,謠言在本質上是人類的一種游戲,一種心理傳遞和話語傳遞的游戲;如果人類社會中完全沒有謊言和謠言,世間將會因為病態的合理主義而毫無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這一論斷,“病態的合理主義”確實是我們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處處合理,何謂生活?沒有蕪淖,何謂大地?沒有謠言,何謂真實?
      但是,明白了這些,并不是可以放縱謠言。只有了解了謠言的整體形態,我們才能劃定一個包圍圈步步進逼。包圍什么?包圍那些禍及人性人道、危及人類尊嚴的謠言。
      只有認清人類在精神領域的坑坑洼洼,我們才能細心地四處探測。探測什么?探測那些足以讓善良的人們傷殘或遭滅頂之災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終結果仍與人間道義有關。連那位認為世間沒有謠言便毫無生趣的相場均先生最后也指出,謠言的主要結果是使許多人做了壞事,它久而久之會與犯罪結合在一起。我們無法消滅世間犯罪,卻總要發現犯罪、控制犯罪、審判犯罪、懲處犯罪。
      那么,下面所說的謠言,就是進入我們包圍圈的那一種了,不妨簡稱之為日常生活中的惡性謠。
       
    ??? 造謠的人們

      謠言的生命可分作造謠和傳謠兩段。我們先說造謠。
      即使惡性謠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為惡意明顯和惡意不明顯兩種。這兩種造謠方式哪一種更讓人頭痛?乍一看是前者,實際上是后者。
      前者當然是可恨的,由惡意產生惡果,而且又把惡意藏匿在造謠中,能不可恨嗎?但這種造謠畢竟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可尋,起點和終點比較明確,冤有頭債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這是一種可懲處的造謠,一種可能激起公憤的造謠。
      相比之下,后者就麻煩得多了。由于惡意不明顯,起點就模糊;居然產生惡果,因果關系就混亂了。這中間也不排斥誤會的可能,但由誤會而發展成惡性謠言,一定包含著非誤會的因素。當惡果產生以后常能聽到一疊聲的解釋,“誤會,誤會,真是誤會”,這當然是遁詞,結果誰都遁掉了,細查起來確實也沒有一個人該負直接責任。于是我們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個好人,在不經意間釀就了惡,這種惡,人人都有可能參與,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懲處,更不知如何防范,這樣的造謠機制,實在可怖。
      因此,更值得探究的是這一種。
      在這種造謠機制的起點上,常常有以下幾種人物。
      一,怒氣沖沖的造謠者。
      這種人物臉色很正,聲調很高,初一看是一個血氣方剛、義正詞嚴的社會批判家,不管是別人還是他自己,都萬萬沒有想到能與造謠連在一起,更何況他們對謠言的批判也同樣猛烈,但事實上,他們恰恰是造謠者。而且由于他們總是挾帶著自以為正確的強硬社會觀念,喜歡在大庭廣眾之中大聲宣講,因此在造謠活動中發揮著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實例。
      改革開放初期,我曾在一個大型座談會上聽到一家企業的前任領導在大聲地批判現任領導班子的劣跡:“我們是堂堂正正的國營企業,但有人當官不到半年就天天與身份不明的美國人泡在一起,搞私下交易。領導班子五個人,竟有三個人的孩子在考美國人的托福,請問,他們到底要托誰的福?”
      發言者的社會觀念和個人恩怨我們暫且擱置不論,至少據我事后了解,他所說的“天天與身份不明的美國人泡在一起”的“天天”二字不是真實的,“搞私下交易”也是不真實的,幾句話中兩處造了謠。但這種造謠被裹卷在一種浩蕩的批判聲勢中,讓人不易覺察,最多只覺得用詞過于激烈。會有人看出他是極左派,很少有人看出他是造謠者。
      再舉一個例子。
      我在做教師的時候,一直聽到學生風氣敗壞,居然在集體宿舍中同居,為此學校曾嚴加處分,大家都贊成。后來我擔任了這所高等學校的負責人,在一次辦公會議上又要討論新的處分決定了,想到最后在這份決定上簽字的應該是我,便留心多問了一句:“對這事,有敢于承擔責任的證人嗎?”
      當即有兩位干部說,他們去檢查宿舍,就看見這兩個學生大白天躺在一個被窩里。
      我一聽就忿然,因為我們的每一間學生宿舍是多人同住的,這怎么可以容忍?但畢竟又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便說:“在座諸位都是結過婚的,因此請原諒我要問得細致一點……”
      層層盤問的結果終于真相大白。原來學生宿舍沒有留給客人坐的凳子,這個男生的女友來了,便雙雙靠墻坐在床上談話,天太冷,就把被子搭在身上了。是“一個被窩”,卻是一個衣冠楚楚、靠墻而坐的被窩。
      從這件事聯想到,常常把老先生們氣得胡子發抖的所謂“世風日下”,其間至少一部分只是謠傳加想象所致。
      但又不能說那兩個見證的干部在故意造謠,他們本來就認為男女學生談戀愛已經不對,擁被而坐當然更應該阻止。可惜這一切被一種燃遍處處的熊熊烈火作了升溫處理,不知不覺間成了一個具有明顯傷害性的謠言。差一點,我在那份處分決定上簽了字,好險!
      問題是這種險情處處都有。大凡一種偏執的社會觀念淬上了火,就需要以超強度的敏感尋找對立面,這種對立面有一半是“心造”的,因此也就為造謠留出了地位。有時,社會觀念變了,但有些人的“淬火”習慣沒有變,即便在糾正以前錯誤時也用夸張的手法,聽到風就是雨,永遠慷慨激昂。例如,“文革”中很多人由衷地相信周圍有大量的“反動分子”,揭了一批又一批;而“文革”結束后的這二十年來,又總有人喜歡揭露自己周圍的人是“文革”造反派的“漏網分子”,大多是不問年齡、不問證據、不間當年的清查結論和基本政治常識,一味怒氣滿面、義憤填膺。為此我曾給自己一個學生的單位領導寫過信,說清算一算吧,謠傳說他當造反派頭頭那年,他才十三歲;我也曾專程到北方,為我的一位同學解過圍,說我以一個現任學校領導的身份鄭重證明,這位劇作家沒有像謠傳中說的那樣在“文革”中打過人。后來,這方面的謠傳一度又繞到我自己身上。這種制造既是故意又不是故意,卻誰也不承認是惡意,有時甚至是特定意識形態下的“好意”。至少,好像是為民除害,剛正不阿,在我們中國特別有空間。
      二,躲躲閃閃的造謠者。
      這種人物與前一種相反,毫無跋扈之氣,常露溫煦之色,從不銳利攻陷,也不輕易論斷。他們心中,至多只起一點不平衡的溫怒,或一點朦朦朧朧的欲望,但一經盤算,如果展現這種慍怒或欲望可能得不償失,因此一直在等待他人之力,他們只不過在需要時略作引導罷了。說他們陰險,他們又不作什么壞事,但低調的生態卻使他們成了輿論中舉重若輕的灰色支點。
      還是舉例。
      優秀的研究者周先生曾受到過一次不小的困擾,他的兩篇重要論文被謠傳為日本同行的“第二手產品”,結果在科研成果鑒定和職稱評定中一再受到質疑。但直到兩年后因被日本刊物鄭重發表而自動辟謠,還是鬧不清當初謠言的起因。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知曾經有一位同事在某個場合說過幾句無關痛癢的話。
      這位同事在感嘆學外語的重要性,責怪自己學遲了。他說,原先讀周先生的論文還半懂不懂,學了日文讀了日本學者的著作,一下子就懂了,這種感覺真是愉快。
      當時在場的人就問:周先生論文的觀點和日本學者一樣?這位同事寬厚地說:你們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搞學術研究哪能天天標新立異?然后不斷贊嘆周先生用功,自己比不上。
      我沒有仔細調查,無法肯定這番談話便是周先生兩年困擾的直接起因,但僅僅這幾句話,已經大致具備了構建一個謠言的基本條件。只不過如要追究,他的話句句穩妥,什么也追究不到。
      又想起了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聽到過的一段話。這段話是以一個問題開始的:“廠長,最近你沒有批評過王處長吧?”
      廠長想了想,搖頭否認。
      “我說呢,王處長是廠長一手提拔的,怎么會說這種話?這么一個聰明人,根本不可能忘恩負義。一定有人嫉妒,用謠言挑撥你們的關系。既然是謠言,我也不傳了,你也別往心里去。”
      堂堂一個廠長當然不便問謠言是怎么說的。他更難以明白,剛才聽到的卻是一個真正的謠言。這個語言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具體內容的謠言連辟謠也無從辟起,那就成了一種最柔韌的隱性謠言,很難不聽,又很難擺脫得了。
      請再看兩段。
      “現在文化界都在盛傳,您老寫的那個劇本,被導演改得剩不下幾句了。我想您老的寫作功力不至于如此低下,而這位導演也不會如此大膽吧?”
      “我親耳聽到,他邊笑邊說,出版個人日記就像當眾洗澡,您最近出了一本,會不會……”
      三,夸夸其談的造謠者。
      這種人物在表現形態上更像一個智者。生活的奧秘、人生的規則都裝在他們心中,他們能預測,能判斷,能分析,而且一切都合乎情理,于是順便也就在旁聽者欽佩的眼光中把判斷的邏輯稍稍往前延伸,而這種延伸就是造謠的起點。
      “我到過他紐約的住所,是地下室,但收拾得一絲不茍。大家想一想,一個工作繁忙的男人突然把生活收拾得那么精細意味著什么?只能是兩種可能,第一可能是他要經常接待一個自己非常在乎的人;第二可能是這一切本來就是另一雙手收拾的。這雙手,當然是整理家務的能手。這也難怪,美國這樣的地方,兩人合在一起生活總比一個人生活更節約,而妻子又隔得那么遠……”
      這就是這類人很典型的話語方式。他們未必有造謠的故意,主要是在逞示自己的觀察智慧,但是,一個引起婚姻悲劇的謠言已隨口吐出。
      在錯亂的政治背景下,這樣的夸夸其談更是處處可見,所造成的結果越加荒誕無稽。“文化大革命”中,一個個專案組、一次次大批判,幾乎都是在聲色俱厲的夸夸其談中大量炮制謠言,炮制者的神情無一不是洋洋自得。這種毛病甚至連原先挺樸實的工人、戰士也傳染上了,輕輕松松造謠,毫無思想顧慮。
      這是“文革”中一個略有文化的工人宣傳隊隊員對一位教師的批判發言,這個工人親自查到了教師家中的一個罪證:“我一踏進他家的門,就發現他把燈泡的罩紙剪成了多角形,這個多角形,就是國民黨黨徽!在座的學生可能不知道,但按照他的年齡,怎么會不知道國民黨黨徽?再說,他故意把這張紙罩在燈上,意味著黑暗中的光明,他作為一個文學教師,難道不知道象征和比喻?”
      夸夸其談的造謠者總喜歡擺出一種既居高臨下、又明察秋毫的架勢,很容易鎮住很多知識水平和心理素質比他們更低的人。被鎮住的人沒有能力辨識真偽,而有識之士又不屑與之饒舌,于是他們在造謠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在街坊鄰里間,他們半分析半造謠地播弄著一家家的婆媳關系、妯娌糾葛,普及著人際矛盾的種種復雜規則;在文化學術領域,他們談笑風生地揭示著學者、專家的愚笨無知,鋪排著名人、明星的歷史問題、行為軌跡;在證券市場,他們像投資專家一樣侃侃而談,傳授著股市訣竅,透露著一個又一個無須驗證的金融情報……他們的宣講臺無處不在,確實也經常遞送給人們許多基礎知識和機智言詞,但濾去了這一切,他們最根本的饋贈始終是謠言。
      對于這樣的熱心人物我們往往無可奈何,唯一的教訓也許是:今后遇到那些對人世間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然信賴。
      四,唯唯諾諾的造謠者。
      這樣的人物基本上不多說什么話,不多說話怎么也成為造謠者?我想只要喜歡看相聲的觀眾立即就能領悟。
      第一種情況是知情者。造謠的人在邊上滔滔不絕,他明知實情卻巍然不動。別人也知道他是知情者,于是在將信將疑之間把目光投向了他,他的表情使謠言得以成立。這還不算最糟的,我們甚至還能見到這些人微微點頭、聲聲嘆息。記得在某次政治災難中曾經有過這樣一件事情:有謠言說某人曾經坑害過一位已死的老人,老人的親屬還在,人們就向知情的親屬問個究竟,沒想到這位親屬一言不發,只是一個勁地用手帕擦拭眼淚。這個動作好像無可厚非,卻使那個謠言獲得了某種證明。
      唯一可以諒解的是,在一場政治災難中大家都不想引火燒身。但在有的情況下,一個謠言可能導致一場可怕的冤案,而具有辟謠身份的只有寥寥數人,這就需要衡其輕重而試煉自己的節操了。我有一位江蘇的朋友是著名的文化史專家,“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小城市根據一個謠言把一群知識分子打成了企圖暴動的Fan革命小集團,在萬人公審大會上,別人都承認了,只有他在拳腳交加之下始終矢口否認,雖然頭破血流卻阻止了最惡劣結果的出現。試想,他如果也畏于拳腳而默不作聲,情況將會如何?
      讓人悲哀的是,我們今天常見的那些沉默的見證人,并沒有政治壓力加身。他們的沉默和點頭,一半由于對造謠者不愿拉破面子,一半由于對被害者或許也心存芥蒂,當然還為自己想好了退路:反正我什么也沒說,可以不負責任。事實上,他們也以特殊方式參加了造謠。
      第二種情況是不知情者。他們的責任要小得多,但在未經驗證的謠言前頻頻點頭、聲聲嘆息,也為謠言的出籠調適了氣溫。一句假話未必能成為謠言,要把它孵化得可以振翅亂飛,正需要這種氣溫。造謠者和聽謠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毫無障礙的,“單口無憑”的疑惑時時會在聽謠者心中產生,在這種時候,對謠言進行唯唯諾諾的附和,便成了其他聽謠者拆除障礙和疑惑的重要推動力。
      這樣的情景往往出現在某個熱鬧的飯局之中,一人造謠,兩人點頭,三人發揮,四人調笑,一個謠言不僅加速完滿而且全然可信,這種可信其實也就是互信,連最初的那個造謠者也會慶幸自己的胡言亂語居然僥幸命中。這樣的“多口謠言”當然要比“單口謠言”更有生命力,而所有的附和者至此已與原創者毫無區別,謠言是他們的集體創作。集體創作對藝術弊多利少,對謠言卻威力無窮。
      說到這里,我忍不住要引述十九世紀英國作家約翰·羅斯金的一段話:
      有時撒謊可以用沉默、用曖昧的態度、用聲調的高低,或者是在說話時用眉目示意等方式。所有這些都比直截了當地撒謊壞得多,惡得多。
      他看出來了,造謠的水平不能以語言的多寡來衡量。唯唯諾諾是一種軟性態度,但這種軟性能使謠言變得強硬。
      以上四種造謠者,在實際操作中常常交叉重疊、彼此融合。我把他們全都劃撥在惡意不明顯的一類中,是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點相信自己的謠言,都有點自欺欺人的成分。
      這就牽涉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們在內心希望事情應該這樣,當這種希望的強度漸漸加大,構成心理暗示,那就不僅可以隨口吐出,而且連自己也漸漸相信了。
      一個嫉妒者常常最能發現被嫉妒者的種種問題,即使以前是朋友,現在居然也發現了一個又一個的隱疾和疤痕,這是為什么?因為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漸漸成了一種無須驗證的傳播。
      同樣的道理,一個一生充滿渴望的人一到老年,回憶起往事來也總是夾帶著大量不確實的成分,這是一雙充滿渴望的手在夜深人靜的暮年重新塑造歷史,情有可原。
      指出造謠者的心理暗示原因,并不是無視他們的道義缺損,但我們從前確實太看重謠言在道義上的原因了。
      這里正好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前不久文化界曾為一部涉及某文化大師的回憶錄的真偽問題討論很久,我在初讀該書時就覺得有點疑惑,心想我們這些人年歲還不算太大,但要寫出上星期朋友交往時的對話已不大可能,這部回憶錄怎么像寫小說一樣,把多少年前的人物對話和生活細節一一寫出,而且各種人的對話都一律是半文半白的同一種語氣?后來有一些學者分析說,此書的真實性有不少地方值得懷疑。為此,很多文章已筆代怒氣。
      但是,我心中又產生了第二個疑惑:如果作者是在故意造假,他已是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只有摸著格子板才能勉強寫字,花如此可怕的努力造這份假干什么?他難道不知道他所回憶的文化大師遺澤處處,眾目睽睽,任何造假都難免暴露?當我與一位前去專訪過的記者長談后作出了一種猜測:作者在長期的孤獨中可能在進行著某種自我心理暗示,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臆想,待到雙目失明,臆想的世界漸漸強悍,他可能已經分不大清臆想和真實之間的差別。這種情景,我經常在那些曾經有上佳的記憶力和敘述欲望的老人身上看到。半個多世紀之前的事,一次比一次講得更具體、更完整,他們每天都在加添,卻很難說有造謠的故意。
      經常臆想以至真假不分的人,幾乎都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原因。例如他們一般內心孤傲,很難與外界真正溝通卻又對外界十分敏感,習慣于猜度和演義,一有觸因就超常發揮,在興奮或氣憤中輸出臆想。因此,這里包含著心理疾病的成分,盡管他們在其它方面的表現都很正常。
      有些職業也會加劇這種癥狀,例如戲劇編劇的職業就是如此。小說家雖然也虛構,但戲劇編劇需要構想全部情境的具體實現,缺少小說家所把持的自身間離。結果,時間一長,年紀一大,便越來越習慣于用戲劇性的夸張來敘述一件件事情和一個個人物,越來越喜歡用戲劇性的沖突來描繪自己身邊并不嚴重的對立,有意無意地制造出了一個個不愉快的事件。遇到這樣的情況,我總是提醒受害者們注意一下他們的職業,予以原諒。這些編劇很多是我的朋友,他們很容易近乎本能地在真實生活中進入似真似假的臆想,但主要不是道德原因。
      很多造謠者,是心理疾病和道德疾病的組合體。即便如此,我們也要把兩方面分開來看,不要一味尋找惡人而看不到病毒。有些心理疾病,大家都有,輕重而已。說到底,我們與謠言的對峙,也就是與人類根深蒂固的心理隱患的對峙。
       
    ??? 群鴉蔽天

      不管怎么說,謠言已經制造出來了,我們的觀察點,需要從制造業轉到傳銷業上來了。
      傳播,是謠言生命的實現方式。未經傳播的謠言,就像一顆不發芽的種子,一只沒翅膀的禿鷲,一捆點不著的亂柴,沒有任何意義。嚴格說來那不叫謠言。
      也看見過這樣一些人,喜歡說假話卻總也傳不出去,剛作第一度傳播就彈了回來給自己享用,好不喪氣。是不是他們智商太低,編造能力太差?也不。歷來很多精細而聰明的編造怎么也傳不出去,而那些破綻百出的胡言亂語卻轟傳一時,而且轟傳者中不乏聰明人,這是為什么?
      在軍事或金融上故意散布一些謠言是智力角逐,但這是一種短暫而有明確目的的特殊謠言;在轟傳民間的一般謠言中,智慧沒有什么地位。傳謠是一個不可理喻的話語運動,在很多時候,沒有比這個運動更能讓人感嘆人類群體智能之低下的了。大家似乎中了一種魔法,迷迷瞪瞪地傳遞著那些過后連自己也吃驚的荒唐消息,從而暴露了自身原先掩蓋著的大荒唐。
      原來,傳謠反映了人們隱隱然的一種需要,在需要面前,分析能力就會大大降低。這就像一個饑餓的人突然聞到了一種食物的香味,只會不由自主地走近前去,不會作什么營養成分分析。
      說來難于置信,人們對謠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對自己的生存環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產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產生探詢的好奇。尤其對那些高出于自己視線的物象,這種心情更其強烈。長久地仰視總是從不平等、不熟悉為前提的,這會產生一種潛在的惱怒,需要尋找另一種視角來透視,這種視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實的懸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個究竟。劉東先生曾在《二十一世紀》上撰文指出:“謠傳者何?乃人們為求真而暗辟的信息通道,但其載負之知識卻總是因接受主體的私弊而受到虛假的曲解。”我覺得很有道理。劉東先生的這段話,可以進一步用法國學者卡普費雷先生的話來補充:“這個信息必須是人們在等待之中的,它滿足人們或是盼望或是恐懼的心理,或符合人們多多少少已意識到的預感。”
      那么,在現實生活中,哪一些謠言能契合人們的等待,使他們趨之若鶩呢?
      我想了一想,覺得主要有三個特點:似顯似隱,似愛似恨,似假似真。下分述之。
      似顯似隱。
      這是謠言對人們的第一誘惑。所謂顯,是指大家為之矚目因此也顯得比較重要的物象,但它竟然還有那么多隱晦、曖昧的部位,這不能不刺激人們的探詢欲望。例如,一位頗有聲譽的官員可能產生婚變;一部大家都喜愛的作品可能會遇到著作權的麻煩;一個公認的漂亮姑娘也許發生了丑聞;一項造福于大眾的科研項目說不定是一個騙局……這樣的謠言只要一露頭,就會烈火干柴,立即煙霧騰騰。
      這是由顯到隱的吸引力。反過來,也可以由隱到顯,一個妓女決定了一場戰爭的勝負;一顆紐扣連接著一位重要歷史人物的身世;一座荒村古廟的地窖里,埋藏著一個已逝政權的大半財富……這樣的消息剛剛傳出,很多人的判斷機制立即就癱瘓了。
      美國社會學家G.W.奧爾波特和L.波斯特曼總結出一個謠傳的公式:
      R=I×A
      R是Rumour,謠傳;I是Important,重要;A是Ambiguous,含糊。這就是說,如果一個謠言所針對的內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含糊,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結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謠傳;如果有足夠的重要性又有一點含糊曖昧,或者稍稍有點重要卻又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曖昧性,都傳得起來;如果兩頭都很充分,謠傳就更強大了。當然此間所說的重要是相對的,如前所說,即便一個公司里哪個女職員長得漂亮一點,她在那里也就具有了重要性。含糊也相對,可以是國際諜情,也可以是秋波一閃。
      麻煩的是,世間一切重要的人和事,都無不帶有隱秘性,即使不是這樣,在不重要的族群心目中,他們仍然是隱秘而含糊的。因此,謠傳的機制幾乎總是生生不息。
      似愛似恨。
      對于重要而含糊的謠傳對象,傳播者的心情非常復雜。帶著純粹的仇恨所展開的謠傳也是有的,但那是一種特殊的批判方式,與一般的謠傳有所不同。一般的謠傳大多包含著或多或少艷羨和嫉妒的成分,即便用無稽的故事、鄙視的口氣在數落被謠傳者的時候,也挾帶著某種趨近情態,甚至某種愛意。愛他的權位、名聲或外貌,愛得既隱秘又執著。完全參破紅塵的無欲之人很難進入謠傳系統,也就是這個道理。但是,所愛的一切自己無法享受,又不按自己的心理軌跡運行,于是也就產生恨。謠傳,就是愛情之間的徘徊物。能契合人們這種愛恨需要的謠言,就傳得起來。
      把這種似愛似恨的情緒擴而大之,我們可以看到,謠傳其實是反映了人們在社會參與上的欲求和不滿足,是人們關心社會、關心他人的一種變態方式。謠傳中沒有中立者和旁觀者,只要豎耳諦聽、張口傳遞,自身的態度和情感也就投注在里面了。因此謠傳也就是一群人對社會問題的一種發言,一切關注社會思潮的研究者都不應該忽視。
      與現在流行的商品傳銷相比,謠言的傳播不需要考慮作為過程起點的成本和作為過程終點的消費,一個傳謠者只顧完成自己的愛情表達而不必顧及來龍和去脈。他是謠傳群體的一員卻無須依賴謠傳群體,因此在被動的表象下有獨立的主動性;與商品傳銷員無法改變商品不同,他還可以在自己的環節上適度改變謠言的內容,所以即便是一次偶然的參與也很能表現出他的內心愛恨,暴露出他的情緒興奮系統和關注系統。一個謠言廣泛流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被很多人自發的情緒興奮系統和關注系統選擇了。
      似假似真。
      容易傳播的謠言還需要一種似假似真的品相。假的部分,為含糊和曖昧留出了余地,為情緒投入讓出了空間;真的部分,為求真的欲望找到了許諾,為進一步傳遞提供了拐杖。顯而易見,其中最值得探究的是真的部分。
      謠言中的真,既可以是本質性的,也可以是技術性的。具有本質真實的謠言,即便表現形態再怪誕,歷史也不會對它們投之以鄙夷。如果水平較高,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已近乎于文藝創作,只不過文藝創作是坦示自身的假定結構的,取得了人類早已簽署的契約,而作為民間謠言則毫無規范可言,有時也會產生諸多的負面效果。至于技術性的真實則正好相反,倒往往是為了掩蓋本質上的虛假面層層加添上去的包裝。
      被真實包裝的謠言很具有蠱惑力,原因不言而喻。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一件事情的驗證從來就不會是全方位的,只可能作“抽樣調查”,而且大家也不講究“抽樣”的主動權,只要稍露真相,“抽樣”也即完成。因此,一個半真半假的謊言遠比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厲害,它不僅容易招來信賴,而且很難遭到辯駁。受到謠言傷害的人批斥謠言的最激烈詞句莫過于“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其實這樣反而把那個謠言的等級降低了,也反映了受害者最害怕謠言的半真半假狀態。如果真是徹頭徹尾,那個謠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謠言被終于揭穿之后,人們總會納悶當初受害者為何不站出來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政治壓力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真假摻半,澄清起來頗費口舌,反而會遭致人們的疑惑。中國人習慣于單向思維,要么純白,要么純黑,要么徹底受誣,要么活該受罪,你若要細細剖白加在你頭上的謠言中七假三真,聽的人早已沒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如此,不如啞巴吃黃連。
      說是半真半假,實際上成分的相差可以十分懸殊。謠言中最毒的配方,莫過于絕大部分真實只有一個小處虛假,而這個小處卻關及人品人格。另一種配方正恰相反,一個相當純粹的謊言中居然也有了一點拐彎抹角的“真實”。“這事是他家的隔壁鄰居親耳聽到告訴我表妹的”;“李總這樣的人物總算有頭腦的吧,他也說這事可信”……諸如此類,縹縹緲緲的一點旁證,比嚴密的邏輯推理更容易讓人點頭。
      ——就這樣,謠言的翅膀在似顯似隱、似愛似恨、似假似真中舞動起來了,剎那間已經群鴉蔽天。
      謠言在傳播過程中,有一個驚人的現象,那就是造謠者和傳謠者過些天重新聽到的時候,已經面目全非,往往使他們誤會成從另一條渠道過來的援軍。這真叫做人多力量大,每一個人的奉獻使謠言快速地變了形。對此,馬丁·路德有一個很好的比喻:“謠言就像雪球,滾的時間越長就越大。”
      對于這個比喻,我想了很久。
      謠言的雪球不僅可以越滾越大,而且還會越滾越圓、越滾越險。這真是一個可怕的雪球。
      越滾越大——這是必然的。謠言形態怪誕,總會有人問為什么會這樣,于是總需要有新的謠言去回答這些問題;新的回答又帶來了新的問題,那就必須繼續制造謠言。就這樣,一層層,一圈圈,雪球膨脹了,一個謠言牽出了幾倍、幾十倍的謠言,轟轟隆隆地滾過來。這樣的謠言如果出現在報紙、雜志上,當然更會飛馳九州,氣勢非凡;
      越滾越圓——凡謠言總會露出破綻,那就需要七手八腳地來彌補,彌補處又有印痕,于是再小心翼翼地修理,時間一長,一個簡陋的謠言變成了一個無懈可擊的故事,連起承轉合都很有法度,極具閱讀快感;
      越滾越險——不管謠言起因如何,一般的傳播者只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去遞送,而民間最通俗的方法則是從道德品質上下功夫,結果,多數謠言傳到最后都成了嚴重的人格傷害,以至廣大讀者反而對被害者產生了道德義憤,終于把他們逼到生死關口。
      如果說,這樣的雪球滾動也算是人類的一種游戲,這種游戲實在太殘酷了。
       
    ??? 出路何在

      寫到這里,未免長嘆一聲。
      我們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人性使然,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說謊和傳謠,而且一生又必然受到無數謠言的傷害,對此我們難道只能徒嘆奈何了?
      幾乎所有的聰明人都會告訴我們一個法則:“何以息謗?曰無辯。”面對氣勢洶洶的謠言,不爭辯,不理會,時間一長,它也就息止了。
      這個法則確實靈驗,因為一般的謠言具有時效性,如果你并未重要到橫貫歷史,那么人們對與你有關的謠言的興趣也遲早會消退。如去爭辯,反而會調動起謠言的反攻機制,拖延它的消退期限。而且你是一個人,謠言的傳播者則是一大幫,真的爭辯起來勝負難卜。只有當事情過去之后,你就有可能用別的多種方式辟謠了,人心軟弱,大家也會像當初輕易相信謠言一樣輕易地放棄他們的相信。
      但是,這一切只是在說個人。如果每個人都是以沉默的方式自保,謠言的雪球還會四處亂滾,謠傳的群鴉還會遮天蓋日。生活在這樣的天地中居然悠然不語,豈能心安理得?
      由此,我們必須領受比沉默法則更高的法則。
      我試過。對于針對自己的謠言,我們缺少辯駁的說服力,但對于針對別人的謠言,這種說服力并沒有喪失。所謂別人,既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不熟識的人。朋友受誣而不挺身而出,自然是天理不容;如果是并非朋友的他人受誣,你有反證的能力而袖手旁觀,那就為混亂的世界加添了混亂,如上文所說,你也成了造謠的參與者;即便是針對敵人的謠言,也不應該隨意放行,更不要以謠言來報復謠言。我曾目睹過一起冤案的控訴現場,一個受害者在聲淚俱下的敘述中不小心加入了不確實的成分,另一個更大的受害者當即反對,說:“我們已知道謊言的罪惡,再也不要向它求援!”
      乍一看,說幾句真話還要什么勇氣呢,照實說就是了。其實事情遠非如此。人性的弱點、歷史的沉淀、社會的定勢、功利的需求,常常使謊言和謠言雖然名聲不佳卻有條條暗絲護佑,僅僅一句真話出口就會爆斷很多暗絲,擾亂不少人固有的生態。正是這種艱難,才有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千古魁力,才有魯迅精神的永久性光輝。巴金老人重新倡導講真話,有人提出異議,說真話不等于真理。當然不等于,但真話的對立面是謊話而不是真理,你不能在真與假的唯一性選擇面前“王顧左右而言它”,何況在真假尚未辨清的時候哪里談得上真理?近幾十年來,我們喊過多少真理,又講過多少假話!我看,還是應該先像那個小孩一樣告訴皇帝沒有穿衣服,然后再與他慢慢討論諸如服裝美學的“真理”不遲。其實前者更需要勇氣,因為這會讓皇帝出丑,所以敢于道破的只有小孩一人而已。
      我們未必有小孩這樣的勇敢,但也不妨在謠言的雪球下滑時做一枚石子,阻擋一下它的滾勢;或者在謠言的群鴉亂飛時做一個稻草人,騷擾一下它們的陣容。為的是,保住一片不大的雪地和藍天。
      至于更大的天地,似乎也可以有點信心。說來好笑,我的這個信心最早產生于董樂山先生好幾年前發表于《讀書》雜志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講了一個著名造謠者的故事。這個造謠者就是美國專欄作家瓦爾特·溫契爾,在整整幾十年間,他既在報紙寫文章,又在電臺做廣播,成天揭發名人隱私,散布流言蜚語,而他的讀者和聽眾居然多達五千萬,即三分之二美國成年人。這真可以算得上整個人類歷史上也罕見的一位造謠大師了。一派胡言亂語一旦借助傳媒竟然會引起三分之二成年人的興趣,這實在讓人悲觀。聯想到我們今天的惡性謠言也大多是與傳媒聯系在一起的,文明程度不高的國民對白紙黑字更有一種原始的崇拜,后果自然更為嚴重。
      但是,奇跡出現了。五千萬人聽著他,卻未必相信他;相信的,也未必喜歡他。一九七五年他去世,全美國來給他送葬的只有一個人。我不忍心對一位死者幸災樂禍,但畢竟對謠言的問題產生了某種樂觀。
      居然,送葬的只有一個人!
      這位造謠大師的沒落晚景,固然與他自己無法預料的臭名昭著有關,但也有一個技術原因:電視的普及。電視需要有新的專欄主持人,更重要的是,電視節目的主要魅力在于紀實性直觀,要通過電視鏡頭造謠,總比用筆和嘴困難得多。新的傳媒方式培養了廣大觀眾的實證意識,人們再也不習慣放棄鏡頭圖像而聽哪個人信口雌黃了。
      當然,人類不可能就此告別謠言。即便是活生生的圖像,也有欺人的時候。人類成熟到哪一步,謠言也會狡猾到哪一步,它與人類一起成長。我們即使能死死捍衛住已知的真實,也仍然會驚恐地看到大量真假難辨的物象出現在四周。因此,我們不得不時時向世界投射懷疑的目光。
      一路行走一路懷疑,一路懷疑一路行走,這就是我們的宿命。想起了我們遙遠的先人,他們就是這樣從森林和沼澤中走出來的,隊伍中經常因風暴的去來、猛獸的出沒、歧路的選擇而議論紛紛,他們的領路人也會因謠言和非難而無辜犧牲,但他們終于走出來了,走到了文明的開闊地。
      我們小學的課文里曾有一篇高爾基的作品,說這支隊伍的領路人叫丹柯,在人們受到謠言蠱惑而混亂的時候,他挖出自己的心臟作為火炬,照亮了大家的道路。與其被謠言壓死,不如發出光亮把謠言驅逐;眾人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你,你把懷疑的目光投向謠言;傳謠者都是可憐人,他們能接受謠言,也能接受光亮;光亮是什么?是那顆真正為眾人負責的心——說這番話的,是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她當時拿著書,淚光閃閃。她現在應該白發蒼蒼了。
      被無數丹柯帶領到了文明開闊地的人們,從來沒有免除過謠言的侵害。有時甚至會出現幾億人全被謠言籠罩的局面,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畢竟還是有光亮的聚集,還是有一次次的走出。
      這支越來越龐大的隊伍還會走下去。人類還會遭遇到足以激發更恐怖的謠言的誘因。連地球的命運尚且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我們安能在一時平靜中沾沾自喜?至少需要有一個特別清醒的群落,像思想者的雕塑,像佛陀的造像,像坐在牛車上的孔夫子,像亂發蓬松的愛因斯坦,讓行走著的人群在一次次突如其來的慌亂中仍然心存一種信賴,信賴他們明凈而憂郁的眼神。
      惡者播弄謠言,愚者享受謠言,勇者擊退謠言,智者阻止謠言,仁者消解謠言。
      衰世受困于謠言,亂世離不開謠言,盛世不在乎謠言。
      ——那么,說了千言萬語,我們能做的事情也許只有一件:齊心協力,把那些無法消滅的謠言,安置到全社會都不在乎的角落。
      因為,我們至少應該爭取成為智者,而且曾經從衰世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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