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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霜冷長河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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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半夜一時,有鑰匙開門,妻子回來了。
      《秋千架》試演昨天才結束,留下雜事一大堆,這個時候回來,還算早的。為了這臺戲,她想了四年,忙了兩年,近三個月,沒有一天的睡眠超過五小時。
      她叫了我一聲,我發傻地從書桌邊站起來,眼前這部書稿,已校改到最后幾篇。
      “匯報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么?”她直直地看著我,輕聲問。
      我有點想不起來了,支吾著。她眼圈一紅,轉過臉去,然后二話不說,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這時早已闃寂無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邊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么吃的,轉身與她商量,她已經斜倚在椅子上睡著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面條。面條就叫“馬蘭拉面”,光北京就開了幾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為與她有什么關系。吃完,結賬時,店主人開起了玩笑:“看你長得有點像馬蘭,便宜你五角!”
      我說:“是嗬,就因為有點像,她還樂滋滋地給馬蘭寫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嘆了一口氣:“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與店主人這樣一來一往還會胡謅出什么來,趕緊把我拉開,回家。
      路上想起,總有記者問我們:“你們兩個誰更有名?”我立即搶先回答:“當然是她,連壞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個重要證據: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烏魯木齊郊外的一個風景點玩,那里剛剛發生過搶劫毆斗事件,幾個主要肇事者已被銬在景區派出所的鐵欄桿上,準備押走,游人們指指點點圍觀著。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游客們知道了我是誰的丈夫,興趣點全都轉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幾個銬在鐵欄桿上的犯人,也都笑著向我點頭!
      當然,我向記者隱瞞了好人的反映。去年接到美國靳羽西小姐的電話,說妻子已被評上“亞洲最美麗的女人”,中國大陸同時被評上的還有其他三位。妻子認為此事千萬別傳出去,否則人家會倒吸冷氣,凍壞牙根。
      我說:“也許靳羽西搞錯了,不是說亞洲,是說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極洲!”她認真地自語:“對,好像南極考察隊里女性不多,沒準倒評得上。”
      我在電話里問靳羽西,是不是搞錯了一個洲,羽西笑著說:“你們真逗。我們可是在很大范圍內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問卷調查,才選出來的。”
      我放下電話就說:“那就別緊張了,問卷調查不是科學評選,光憑一個朦朧印象,只說明你人緣比較好,算不得數,人家也不會當真。”
      那年在臺灣,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學大師在送別我時順便打聽:“我這個老和尚一般不看電視劇,但前不久在美國竟然用兩個通宵看完了一部,叫《嚴鳳英》。我想請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會,你能聯絡到嗎?”
      我說:“能聯絡到,比較方便。”
      從路邊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時。她說:“趕快睡覺,你七點多就得上飛機,六點鐘就得起床。”
      上飛機是去北京,送這部書稿,早就與作家出版社約好的。現在我的書被瘋狂盜版,各種各樣的版本充斥書市,演講錄、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話語》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剛有這個意思,印制得很漂亮的《霜天話語》就滿街都是了,望邊的文章是胡亂湊的,連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進去。這使我和出版社緊張起來,警覺到盜版者就在我們身邊活動,不能不作出決定:書稿不郵寄,由我親自送,出版社副社長白冰先生和責任編輯王淑麗女十到機場接;改變書名,新書名嚴格保密;從編輯、印刷到裝箱全過程,作者姓名和書名都換成假名,拆箱時間和拆箱人員統一安排……
      前不久召開全國圖書訂貨會,我的這本沒有書名的書,訂購量為全國文藝書籍之冠,這一來,書稿的傳遞更需要封閉式地一環扣一環,不能有閃失。
      妻子笑了,說:“好端端一個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書,怎么反倒像在偷賣海洛因?”
      以前,她對盜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勸我不要生氣,權當在廟宇間免費發放慈善讀物。但當她后來知道,盜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幾十萬冊,近于用白紙印偽鈔;這批盜版者居然還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實行偷盜的同時總要在門外大聲嚷嚷說這個宅子根本沒有值錢的東西;在這批文化盜賊和文化殺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寫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樣躲躲閃閃,她便陷入了一種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說,“還有十幾頁沒有校改好。”
      “那我陪著。”她語氣有點英勇,好像我真在參加一場搏斗。
      三時半,我校改完了。她說:“今天又只能睡兩個多小時。”隨手把鬧鐘撥到六點,一遲疑,又撥晚十分鐘。
      “你和出版社這樣鬼鬼祟祟,能逃過盜版者多少天?”她在臨睡時問。
      “據樂觀的估計,十天吧。爭取十天的正版市場,十天后又一定是鋪天蓋地的盜版。”我說。
      “那你就不要再寫了。你現在是義務寫書、義務策劃、義務顧問,結果倒為一批文化盜賊盡了義務。你每寫完一篇長文章總要生一場病,真擔心哪一天因為用腦過度,突然成了傻子。”這話她已說了不止一遍,但此時語氣已經含糊,我趕緊伸手關了燈。
      六時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畢,攔了一輛出租車,去機場。她送完我,立即會到幾位外請專家住的旅館,付一些錢。《秋千架》劇組已經沒錢,她昨晚到媽媽家取了一筆款子。然后,趕到南京錄音,錄完音,連夜坐長途汽車到連云港演出。
      從南京到連云港,坐長途汽車總得八九個小時吧。我問:“你已經這樣勞累了,這次能不能不去?”她說:“我不去,那里就不接受我們劇院了,而劇院的父老鄉親們在春節前應該有一點經濟收人。”
      明天在連云港演完,后天又要坐八九個小時的長途汽車趕回安徽貴池,那里在開一個全國性的行業會議,各地代表好不容易來安徽一次,都想見見她。代表們對她非常善意,但他們一定不知道,后天見到的她,這幾個月是怎么過的,這次是怎么來的。
      像這樣毫無名利可言的艱苦奔波,對她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但我不能不擔心她的頸椎和腰椎。從小練功落下的傷,多年長途跋涉地演出日漸加重。那次我在場,一位女按摩師剛下手就驚叫起來:“你怎么有那么多傷!”平日坐車,時間稍長就扭著脖子皺著眉,不知該怎么坐了。但從明天到后天,她要坐多久的長途車!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為無法擺脫一個不小的怪圈——
      過早地成了整個劇種的首席演員,而這個劇種至今還是全國中青年觀眾最喜愛的劇種,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勞來承擔一種相當沉重的責任;
      各地對劇院的邀請,永遠以有沒有她參加為第一談判條件。為了劇院和劇種的生存,她很難拒絕,但只要接受邀請,主角演員每天的勞動量是一般演員的許多倍;
      也許電視能使她輕松一點,但她認為如果沒有舞臺劇的良好基礎,電視對戲曲的幫助有可能適得其反,這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減少了對電視的輕率參與,來維護舞臺的最后一點尊嚴;
      也許她可以聽取某些勸告,通過上層活動來改變自己的艱辛處境。但她完全不會處理這一套,覺得參加一次應酬比多演三場戲還累,而且堅信藝術的實際成果與上層關系是兩回事。
      ——這一切,就決定了她這些年來的基本生態。我的職業使我對戲劇界比較了解,因此可以毫無偏心地斷言:在目前國內各大劇種首席演員中,她無疑是付出演出辛勞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觀報酬的演唱活動被她一一拒絕,理由總是說沒有時間。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是帶著劇院演出,廠礦企業、油田碼頭都去,連縣城也不拒絕,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劃創作新劇目,幾乎到了寢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當時任國家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的高占祥先生同時被交通大學聘為客座教授,高部長告訴我,前幾年中國藝術節在甘肅蘭州舉行.最轟動的劇目就是黃梅戲《紅樓夢》,轟動得無法停演。她的身體累垮了,白天在醫院輸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這種精神把當地的觀眾感動得不知怎么才好,真讓安徽人在大西北占盡了風光。
      回來我問她,還記得蘭州的事嗎?她說記得,那里醫院的醫生護士,天天熬了很多雞湯、稀飯送來,房間里全是水果、鮮花……
      “當時通電話為什么沒說天天在輸液?”我生氣地問。
      “我邊輸液邊給你打電話,你感覺不到?這是測試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觀眾是憑著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的頻率來衡定一個演員的工作量的。近幾年一個謠言在少數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傳開:為什么在電視上很少見到她?一定是拒絕演出,跟著丈夫到上海過清閑日子去了!于是一片憤怒。一位藝術界的同行在一個有各行各業的人參加的會議上聽到兩位不認識的女士在大聲宣講:“她不為我們演戲,我們要求上級,什么榮譽也不給她!給別人!”
      這個消息傳來時,她正從基層演出十幾天歸來,頸椎和腰椎疼得實在受不住,扒在床邊上,讓頭從床沿上垂下來,長長的頭發瀉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臉,她一直不說話,我想這個從來不知道什么叫委屈的人,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許她在流淚?我走近前去。
      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說了半句:“我們家鄉啊——”沒再說下去。
      “我們家鄉啊——”這個句式、我曾從汪道涵先生那里聽到過。汪老也是同鄉人,那天正與我們夫妻聊天。
      “我們家鄉啊,歷來是熱衷內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點就會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變得生龍活虎。”這是汪老的話。
      我是一個研究群體文化心理的人,從妻子的境遇,更懂得了汪老的話。她沒有進人權力結構,只是一個與世無爭的藝術家,也沒有任何人指責過她在人品上有什么毛病,對她的意見永遠只有一條:不容易看到她的舞臺演出。但是哄傳這個意見的任何人都沒有統計過她的工作量,更沒有把她的工作量在全國范圍內對比,只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結果,居然活生生把一個最辛勞的人謠傳成懶人,而巳還百口莫辯。她從來不知道如何為自己聲辯,在實在氣忿的時候,最重的一句話也無非是:“真想換個地方。”
      北京一個重要的文藝團體幾年來一直等著把她調過去。上海市的一位領導曾幾次與我商量,能不能成立一個以她命名、由她領銜的綜合性表演藝術劇團。全國各地喜歡她藝術的企業家們的想法,就更多了。一位廣受尊敬的老大姐曾語重心長地告誡她:“文化是不分地域的,你還年輕,何苦成為某種不良心理氣氛的犧牲品?”
      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產生效果。她對家鄉有一種神秘的皈依意識,我說不清是積極還是消極,反正是把我感動了。
      記得十年前安徽洪水滔天之時,我邀國際知名的大導演馬科到合肥排《紅樓夢》。照妻子的說法,家鄉越是遭災越要表現出文化上的平靜和大氣。我們一大群人從那時起就在努力構建著黃佐臨先生企盼了幾十年的戲曲音樂劇雛型,雖然當時災情嚴重,生活非常艱難,天天有停電、斷餐之虞,大家卻信心十足、日夜修改探討,創作氣氛如火如茶。馬蘭除了排戲,一有空就上街為災民募捐。馬科導演有一天上街,發現這個情景,追蹤幾日,終于對我說:“抗洪救災是大事,但像她這樣全國一流的藝術家天天站在街上,在外地是無法想象的,我看著都痛心,適可而止吧!”但就在馬科導演跟我說的時候,中央電視臺正在直播北京工人體育館里的賑災匯演,她一身白衣藍褲趕到了,全場掌聲未息,她就含淚開口:“我的家鄉受災了!”接下來的鏡頭表明,她的這種語言方式,感動了臺下無數熟悉她的北京觀眾,那天她為家鄉募到的救災款,數字不小。馬科導演對著屏幕沉思了片刻,第二天,他把全部導演費都捐掉了,勞累幾月,分文未取。
      妻子對家鄉的感情之深,有時到了好笑的地步。例如看電視,她平日感興趣的是國際新聞,拉賓、薩達姆、索羅斯什么的,但國內新聞中只要有刑事案件的報道,總會怔怔地等一會兒,等播音員說出罪犯來自何處。如果不是安徽,她會舒一口氣,站起來,喝一口水。我知道她有這個毛病,因此只要電視里報道的罪犯有浙江的,就會大聲嚷嚷:“看,浙江,我家鄉的!”她笑了,說:“這有什么可炫耀的?還是安徽多一點,你用不著安慰我。”我立即說:“我們浙江才兇呢,千島湖事件……”
      說到千島湖事件,她產生了回憶。事件發生時她正帶團在臺灣演出,臺灣有傳媒說那幾個罪犯來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來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戲。我說:“你看,這件事我們兩頭都洗不干凈了。”
      去年,有一家當地虧損企業請她參加一場義務演出,她想既是“當地”又是“虧損”,義不容辭,答應得比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邀請還快,而且鄭重其事,要我陪她前往。她把我看得很重,從來不要我陪她演出,這是第一次。但那天到禮堂門口一看,正面赫然一條紅布橫幅,上書熱烈歡迎某某先生文藝晚會。她就覺得有點不對勁,立即打聽某某先生是誰。別人告訴她,這是外省某企業的一位干部,那家企業兼并了本省的這家企業,被兼并的企業用一臺晚會歡迎他。演出已經開始,妻子所在劇院一個上了年歲的高個兒男演員,正在使勁演唱。妻子一見,愴然停步,再也邁不動腿了。
      她在自言自語:“兼并就兼并吧,兩邊都是國營企業,兩邊都是國家干部,有必要低三下四地專門為某個個人開個晚會嗎?國家領導人來也沒有拉過這樣的橫幅啊!”
      那位被歡迎的外省企業于部年紀不大,一心只想見到他崇拜的藝術家,連忙趕到場外,反復邀請入座。她客氣地與他握手,又抬頭看了一眼那條橫幅,說:“真抱歉,今天我們自己省里有點事。”
      據說,這次拒演,又使她遭到本省同胞的非難。
      越是遇到這樣的事情,她越覺得家鄉需要重振內在的文化素質。對于中國科技大學存在于合肥,她一提起就興奮,朱清時校長希望聘請我擔任兼職教授,她竭力促成。但她更清楚推進黃梅戲藝術的重要性,因為畢竟是全國最受歡迎的劇種,只是這幾年由于在藝術上過于保守、在內容上過于雜亂而急速下滑。她對國際間的藝術趨向并不陌生,深知只有為這個劇種重新呼喚來生氣勃勃的創造精神,才有出路。為此,她投注了整整幾年時間進行觀摩和尋訪,其中包括尋訪愿意到安徽來奮斗一場的海內外藝術家。這番努力得到了文比廳的支持,《秋千架》開始排演。
      在排演的過程中,她一再對我說,最大的擔憂,是怕外來的藝術家看不起本地人。“是對你們劇院的演員沒信心?”我問。
      “不是,”她說,“是怕外來的藝術家看見本地某些以內耗為專業的評論者,稍微像樣一點的東西一出來他們一定寫文章嘲弄,萬一外來藝術家看到這種文章,以為我們本地人都是這種水平,那多丟人!”
      “嘲弄建設者,不止是本地的毛病。”我安慰道,“你能不能到時候請人把這種嘲弄文章收集齊,印在全國巡回演出的說明書里,這說明書也就有了史料價值,多有意思!”
      “會不會注明是本地的報紙刊登的?”她問。
      “當然,”我說,“什么報紙,幾月幾日,什么署名,都注明。”
      “這豈不是又在出我們的丑了!”她有點難過。
      在機場告別時,我看著她說:“兩千多里地的長途汽車,頸椎、腰椎怎么辦?”
      她笑了,說:“說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來了。”
      “那時,我正好因用腦過度而成了傻子,兩人天天面對面。”我說。
      “我不走穴,沒有錢,你被盜版,也沒有錢,你沒有官位,我也沒有官位,兩個人就像回到了太古時代,那才叫純粹。”她說。
      “一個傻子推著一個不良于行的女子,在夕陽下晃悠。”我說。
      “到那時,動腦筋的是我,動肢體的是你,正好倒過來。”她說。
      說到這個地步兩人已經很開心,大笑一陣后我進了安檢門,她又上了那輛出租車走了。幾年來,她一會兒對我說,演戲的事太煩太苦,今后說什么也不能把我牽扯進去了;一會兒又覺得我寫作更苦更傷心,還不如繼續幫她搞戲。說來說去,兩頭都無法落腳。多享受一點家庭氣氛吧,前兩天見安徽一家報紙刊登批判文章,說“夫妻雙雙把家還”這樣的情感方式,是放棄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這種批判語氣在這塊土地上為什么永遠顯得義正詞嚴?結果是,寫作不行,演戲不行,回家也不行。
      只能蕩在秋千上。
      說不定確實會遇上挺大的麻煩。哪一天,真的傻坐在夕陽下了。
      那就趁現在還健康,特意留下一些印記吧。昨天與她商量過,這本新書的扉頁,就印我們去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拍的照片,而在書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她為我刻的圖章。對于照片,她倒沒什么異議,只希望印單色;對于圖章,則求我讓她重新刻一方更好的。我說沒時間了,而且我敢擔保,多數讀者只會為她的篆刻水平而驚訝。何華先生曾撰文稱贊她對外國現代音樂和中國古代篆刻的見識,這在國外好幾家報紙都轉載了,這次終于由我來提供一個小小的證據。她說:“真的篆刻家該笑我了。”我說:“反正業余,無所謂,我寫一幅業余的書法作為書名,與你陪綁。”
      到北京交了稿子,下午便在旅館里睡了一覺。醒來已是晚上,想到她還沒有睡過,立即打她的手機,問她現在在哪里。她說,南京的錄音己完成,正在向連云港趕,現正坐在蘇北洪澤鎮的一家路邊小店吃晚飯,司機丟了什么東西,返回去找了,估計至少要等兩個多小時。她說小店不大干凈,但菜很新鮮,要我放心,早點休息。
      于是我開始寫這篇文章,作為新書的后記。
      寫完,我想,司機早該回來了,妻子正坐在長途汽車上。此時已是深夜,汽車上的其他人都已入睡,我不能再打手機。她現在,一定揉一揉頸椎、腰椎,然后抱著小小的化妝包,搖搖晃晃地開始打盹。我遠遠看去,還是無法讀解這種不為名、不為利而又不斷重復的艱難行程。
      誰也沒有認出她來。蘇北平原的夜幕下,顛簸著我的疲憊不堪的妻子。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深夜,于北京。

    ???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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