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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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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我直言,在我到過的省會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個。幸好它的郊外還有個青云譜。
      青云譜原是個道院,主持者當然是個道士,但原先他卻做過10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還年輕,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后裔。不管他的外在身份如何變化,歷史留下了他的一個最根本的身份:17世紀晚期中國的杰出畫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個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獻工朱權的后代。在朱蓮出生前223年,朱權被封于南昌,這便是青云譜出現在南昌郊外的遠期原因。朱權也是一個全能的藝術家,而且也信奉道家,這都與200多年后的朱耷構成了一種神奇的遙相呼應,但可憐的朱耷已面臨著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沒,只能或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換代后的政治風雨,用畫筆來營造一個孤獨的精神小天地了。說起來,處于大明王朝鼎盛時代的朱權也是躲避過的,他因事見疑于明成祖,便躲在自筑的“精廬”中撫琴玩曲。但相比之下,朱耷的躲避顯然是更絕望、更凄楚,因而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院落,能給中國藝術史提供那么多的觸目的荒涼?究竟是一些什么樣的朽木、衰草、敗荷、寒江,對應著畫家道袍里裹藏的孤傲?我帶著這些問題去尋找青云譜,沒想到青云譜竟相當熱鬧。
      不僅有汽車站,而且還有個火車小站。當日道院如今成了一個旅游點,門庭若市,園圃蔥翠,屋宇敞亮,與我們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園林沒有什么兩樣。游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們一般沒有在宅內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長久盤桓,而樂于在花叢曲徑間款款緩步。突然一對上年歲的華僑夫婦被一群人簇擁著走來,說是朱耷的后代,滿面威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做道士,使我們對他的婚姻情況很不清楚,后來好像有過一個叫朱抱墟的后人,難道你們真是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這一切也不能怪誰。有這么多的人來套近乎,熱熱鬧鬧地來紀念一位幾百年前的孤獨藝術家,沒有什么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點,讓擁擠的游客能夠行走得比較順暢。然而無可奈何的是,這個院落之所以顯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韻完全失落了,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沓不可見。這對我這樣的尋訪者來說,畢竟是一種悲哀。
      記得年前去四川流青城山,以前熟記于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喧嘩連天的隊伍趕得無影無蹤。有關那座山的全部聯想,有關道家大師們的種種行跡,有關畫家張大干的縹緲遐思,也只能隨之煙消云散。我至今無法寫一篇青城山游記,就是這個原因。幸好有關青云港的聯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還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著他,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樣心情煩亂。
      沒到青云港來時我也經常想起他。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時曾出過一道歷史文化方面的知識題:“略談你對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國歷史上八位潛跡山林的隱士,通詩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說成是八位隱士我倒是有所預料的,這道題目的“圈套”也在這里;把中國所有的隱士一并概括為“通詩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于在考卷上寫“待考”,我不禁啞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這個署名連寫成“哭之”、“笑之”字樣,我想他見到我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與這位考生一樣的對朱耷的隔膜感,我從許多參觀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來。他們面對朱聾的作品實在不知道好在哪里,這樣潦倒的隨意涂抹,與他們平常對美術作品的欣賞習慣差距太大了。中國傳統藝術的光輝,17世紀晚期東方繪畫的光輝,難道就閃耀在這些令人喪氣的破殘筆墨中么?
      對于中國繪畫史,我特別看重晚明至清一段。這與我對其他藝術門類歷史發展階段的評價有很大的差別。朱耷就出現在我特別看重的那個階段中。
      在此前漫長的繪畫發展歷史上,當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疊出,有一連串說不完、道不盡的美的創造,但是,要說到藝術家個體生命的強悍呈現,筆墨丹青對人格內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濟以及“揚州八怪”等人了。
      毫無疑問,并不是畫到了人,畫家就能深入地面對人和生命這些根本課題了。中國歷史上有過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畫家如顧愷之、閻立本、吳道子、張萱、周訪、顧閎中等等,他們的作品,或線條勻停緊挺,或設色富麗諧洽,或神貌逼真鮮明,我都是很喜歡的,但總的說來,被他們所畫的人物與他們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緣關聯。他們強調傳神,但主要也是很傳神地在描繪著一種異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場面,藝術家本人的靈魂歷程并不能酣暢地傳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倒是山水、花鳥畫更有可能比較曲折地展示畫家的內心世界。
      山水、花鳥本是人物畫的背景和陪襯,當它們獨立出來之后一直比較成功地表現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學意境,而在這種意境中又大多溶解著一種隱逸觀念,那就觸及到了我所關心的人生意識。這種以隱逸觀念為主調的人生意識雖然有濃有淡,有枯有榮,而基本走向卻比較穩定,長期以來沒有太多新的伸發,因此、久而久之,這種意識也就泛化為一種定勢,畫家們更多的是在筆墨趣味上傾注心力了。
      所謂筆墨趣味認真說起來還是一個既模糊又復雜的概念說低一點,那或許是一種頗感得意的筆墨習慣;說高一點,或許是一種在筆墨間帶有整體性的境界、感覺、悟性。在中國古代,凡是像樣的畫家都會有筆墨趣味的。即便到了現代,國畫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筆墨趣味間邀游。
      這些畫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讓人嘆為觀止,但畢竟還缺少一種更強烈、更坦誠的東西,例如像文學中的《離騷》。有沒有可能,讓藝術家全身心的苦惱、焦灼、掙扎,癡狂在畫幅中燃燒,人們可以立即從筆墨、氣韻,章法中發現藝術家本人,并且從根本上認識他們,就像歐洲人認識拉斐爾、羅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過一次歷代畫展,我在已經看得十分疲倦的情況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圖,精神陡然一震。后來又見到過他的《墨牡丹》《黃甲圖》《月竹》,以及我很喜歡的《雜花圖長卷》。他的生命奔瀉出淋漓而又灑潑的墨色與線條,躁動的筆墨后面游動著不馴和無奈。在這里,僅說筆墨趣味就很不夠了,僅說氣韻生動也太矜持了。
      對徐渭我了解得比較多。從小在鄉間老人口中經常聽“徐文長”的故事,年長后細讀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關他的許多不經傳說,而對他的印象卻愈來愈深。他實在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充分國際可比性的大藝術家,但人間苦難也真是被他嘗盡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時真正的瘋癡。他遭遇過復雜的家庭變故,參加過抗倭斗爭,又曾惶恐于政治牽連。他曾自撰墓志銘,九次自殺而未死。他還誤殺過妻子,坐過六年多監獄。他厭棄人世、厭棄家庭、厭棄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藝術史上的千古重量,這就產生了特別殘酷、也特別響亮的生命沖撞。浙江的老百姓憑著直覺感觸到了他的生命溫度,把他作為幾百年的談資。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來作滑稽意義上的衍伸,而實際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劇性的激潮。在中國古代畫家中,人生經歷像徐渭這樣凄厲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沒有能力把它幻化為一幅幅生命本體悲劇的色彩和線條。
      明確延續著這種在中國繪畫史上很少見到的強烈悲劇意識的,便是朱耷。他具體的遭遇沒有徐渭那樣慘,但作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劇性感悟卻比徐渭多了一個更寥廓的層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淪,只能在紙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殘葉、怪石來張羅出一個個地老天荒般的殘山剩水,讓一些孤獨的鳥、怪異的魚暫時躲避。這些鳥魚完全掙脫了秀美的美學范疇,而是夸張地袒露其丑,以丑直換人心,以丑傲視甜媚。它們是禿陋的,畏縮的,不想惹人,也不想發出任何音響的,但它們卻都有一副讓整個天地都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著,而且把這冷冷地看當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們似乎又是木訥的,老態的,但從整個姿勢看又隱含著一種極度的敏感,它們會飛動,會游弋,會不聲不響地突然消失。毫無疑問,這樣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種整體性的象征。
      中國畫平素在表現花鳥蟲獸時也常常講究一點象征,牡丹象征什么,梅花象征什么,喜鵲象征什么,老虎象征什么,這是一種層次較低的符號式對應,每每墮入陳詞濫調,為上品格的畫家們所鄙棄,例如韓斡筆下的馬,韓滉筆下的牛就并不象征什么;但是,更高品位的畫家卻會去追求一種整體性的氛圍象征,這是強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畫幅物像中充分直觀所必然導致的要求。朱耷的鳥并不具體在影射和對應著什么人,卻分明有一種遠遠超越自然鳥的功能,與殘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種獨特的精神氣氛。面對朱耷的畫,人們的內心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陣寒噤。
      比朱耷小十幾歲的原濟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他與朱耷都是“金枝玉葉老遺民”。人們對他比較常用的稱呼是石濤、大滌子、苦瓜和尚等。他雖與朱耷很要好,心理狀態卻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沒有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與更廣闊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觸,悲劇意識有所泛化。但是,當這種悲劇意識泛化到他的山水筆墨中時,一種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美學風格也就蔚成氣候。沉郁蒼茫,奇險奔放,滿眼躁動,滿耳流蕩,這就使他與朱耷等人一起與當時一度成為正統的“四王”(即王時敏、王鑒、王翠、王原祁)潮流形成鮮明對照,構成了很強大的時代性沖撞。有他們在,不僅是“四王”,其他中國繪畫史上種種保守、因襲、精雅、空洞的畫風都成了一種萎弱的存在,一對比,在總體上顯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濟這些人,對后來著名的“揚州八怪”影響極大,再后來又滋養了吳昌碩和齊白石等現代畫家。中國畫的一個新生代的承續系列,就這樣構建起來了。我深信這是中國藝術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國人在明清之際的一種驕傲。
      齊白石在一幅畫的題字上寫的一段話使我每次想起都心頭一熱,他說:
      青藤(即徐渭)、雪個(即朱耷)、大滌子(即原濟)之畫,能橫涂縱抹,余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余于門之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
      早在齊白石之前,鄭燮(板橋)就刻過一個自用印章,其文為:
      青藤門下走狗
      這兩件事,說起來都帶有點瘋癡勁頭,而實際上卻道盡了這股藝術激流在中國繪畫史上是多么珍罕,多么難于遇見又多么讓人激動。世界上沒有其他可能會如此折服本也不無孤傲的鄭板橋和齊白石,除了以筆墨做媒介的一種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強力誘惑。為了朝拜一種真正值得朝拜的藝術生命,鄭、齊兩位連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他們都是鄉間窮苦人家出身,一生為人質樸,絕不會花言巧語。
      我在青云譜的庭院里就這樣走走想想,也消磨了大半天時間。面對著各色不太懂畫、也不太懂朱蓮的游人,我想,事情的癥結還在于我們沒有很多強健的現代畫家去震撼這些游人,致使他們常常過著一種缺少藝術激動的生活,因此也漸漸與藝術的過去和現在一并疏離起來。因此說到底還是藝術首先疏離了他們。什么時候我們身邊能再出幾個像徐渭這樣的畫家,他們或悲或喜的生命信號照亮了廣闊的天域,哪怕再不懂藝術的老百姓也由衷地熱愛他們,編出各種故事來代代相傳?或者像朱耷這樣,只冷冷地躲在一邊畫著,而幾百年后的大師們卻想倒趕過來做他的仆人?
      全國各地歷史博物館和古代藝術家紀念館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時每刻都有可能匯成涌向某個現代藝術家的歡呼激潮。現代藝術家在哪里?請從精致入微的筆墨趣味中再往前邁一步吧,人民和歷史最終接受的,是坦誠而透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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