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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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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年前,我受死者生前之托,破天荒第一次寫了一幅墓碑,碑文曰“酒公張先生之墓”。寫畢,卷好,鄭重地寄到家鄉。
      這個墓碑好生奇怪。為何稱為“酒公”,為何避其名號,為何專托我寫,須從頭說起。
      酒公張先生,與世紀同齡。其生涯的起點,是四明山余脈魚背嶺上的一個地名:狀元墳。相傳宋代此地出過一位姓張的狀元,正是張先生的祖先,狀元死后葬于家鄉,魚背嶺因此沾染光澤,張姓家族更是津津樂道。但是,到張先生祖父的一代,全村已找不到一個識字人。
      張先生的祖母是一位賢淑的寡婦,整日整夜紡紗織布,積下一些錢來,硬要兒子張老先生翻過兩個山頭去讀一家私塾,說要不就對不起狀元墳。張老先生十分刻苦,讀書讀得很成樣子,成年后闖蕩到上海學生意,竟然十分發達,村中鄉親全以羨慕的目光看著張家的中興。
      張老先生錢財雖多,卻始終記著自己是狀元的后代,愧恨自己學業的中斷。他把全部氣力都花在兒子身上,于是,他的獨生兒子,我們的主角張先生讀完了中學,又到美國留學。在美國,他讀到了胡適之先生用英文寫的論先秦邏輯學的博士論文,決定也去攻讀邏輯。但他的主旨與胡適之先生并不相同,只覺得中國人思緒太過隨意,該用邏輯來理一理。留學生中大家都戲稱他為“邏輯救國論者”。20年代末,張先生學成回國,在上海一家師范學校任教。那時,美國留學生已不如胡適之先生回國時那樣珍貴。師范校長客氣地聽完了他關于開設邏輯課的重要性的長篇論述后,莞爾一笑,只說了一句:“張先生,敝校只有一個英文教師的空位。”張先生木然半晌,終于接受了英語教席。
      他開始與上海文化圈結交,當然,仍然三句不離邏輯。人們知道他是美國留學生,都主動地靠近過來寒暄,而一聽到講邏輯,很快就表情木然,飄飄離去。在一次文人雅集中,一位年長文士詢及他的“勝業”,他早已變得毫無自信,訥訥地說了邏輯。文士沉吟片刻,慈愛地說:“是啊是啊,收羅纂輯之學,為一切學問之根基!”旁邊一位年輕一點的立即糾正:“老伯,您聽差了,他說的是巡邏的邏,不是收羅的羅!”并轉過臉來問張先生:“是否已經到巡捕房供職?”張先生一愕,隨即明白,他理解的“邏輯”是“巡邏偵緝”。從此,張先生再也不敢說邏輯。
      但是,張先生終于在雅集中紅了起來,原因是有人打聽到他是狀元的后代。人們熱心地追詢他的世譜,還紛紛請他書寫扇面。張先生受不住先前那番寂寞,也就高興起來,買了一些碑帖,練毛筆字。不單單為寫扇面,而是為了像狀元的后代。衣服也換了,改穿長衫。課程也換了,改教國文。他懂邏輯,因此,告別邏輯,才合乎邏輯。
      1930年,張先生的父親去世。遺囑要求葬故鄉狀元墳,張先生扶柩回鄉。
      墳做得很有氣派,整個葬儀也慷慨花錢,四鄉傳為盛事,觀者如堵。此事刮到當地青幫頭目陳矮子耳中,他正愁沒有機會張揚自己的聲勢,便帶著一大幫人到葬儀中尋釁。
      那天,無數鄉人看到一位文弱書生與一群強人的對峙。對他們來說,兩方面都是別一世界的人,插不上嘴,也不愿插嘴,只是饒有興味地呆看。陳矮子質問張先生是否知道這是誰的地盤,如此筑墳,為何不來稟告一聲。張先生解釋了自家與狀元墳的關系,又說自己出外多年,不知本地規矩。他順便說明自己是美國留學生,想借以稍稍鎮一鎮這幫強人。
      陳矮子得知了張先生的身份,又摸清了他在官府沒有背景,便朗聲大笑,轉過臉來對鄉人宣告:“河西袁麻子的魁武幫弄了一個中學生做師爺,神氣活現,我今天正式聘請這位狀元后代。美國留學生做師爺,讓袁麻子氣一氣!”說畢,又命令手下隨從一齊跪在張老先生的新墳前磕三個響頭,便挾持著張先生揚長而去。
      這天張先生穿一身麻料孝衣,在兩個強人的手臂間掙扎呼號。已經拉到很遠了,還回過頭來,滿臉眼淚,看了看山頭的兩宗墳瑩。狀元墳實在只是黃土一杯,緊挨著的張老先生的墳新石堅致,供品豐盛。
      張先生在陳矮子手下做了些什么,至今還是一個謎。據說,從此之后,這個幫會貼出的文告、往來的函件,都有一筆秀挺的書法。為了這,氣得袁麻子把自己的師爺殺了。
      又據說,張先生在幫會中酒量大增,猜拳的本事,無人能敵。
      張先生逃過三次,都被抓回。陳矮子為了面子,未加懲處。但當張先生第四次出逃被抓回后,終于被打成殘疾,逐出了幫會。鄉人說,陳矮子最講義氣,未將張先生處死。
      張先生從此失蹤。多少年后,幾個親戚才打聽到,他到了上海,破著腿,不愿再找職業,不愿再見旁人,躲在家里做寓公。父親的那點遺產,漸漸坐吃山空。
      直到1949年,陳矮子被鎮壓,張先生才回到家鄉。他艱難地到山上拔凈了墳頭的荒草,然后到鄉政府要求工作。鄉政府說:“你來得正好,不忙找工作,先把陳矮子幫會的案子弄弄清楚。”這一弄就弄了幾年,而且越弄越不清楚。他的生活,靠幫鄉人寫婚喪對聯、墓碑、店招、標語維持。1957年,有一天他喝酒喝得暈暈乎乎,在給鄉政府寫標語時把“東風壓倒西風”寫成了“西風壓倒東風”。被質問時還輕描淡寫地說只是受了當天天氣預報的影響。此地正缺右派名額,理所當然把他補上了。
      本來,右派的頭銜對他倒也無啥,他反正原來就是那副朽木架子。只是一個月前,他剛剛與一個比他年長8歲的農村寡婦結婚,女人發覺他成了雙料壞人,怕連累前夫留下的孩子,立即離他而去。
      四年后,他右派的帽子摘了。理由是他已經改惡從善。實際上,是出于縣立中學校長對政府的請求。摘帽沒幾天,縣立中學聘請他去擔任英語代課教師。縣中本不設英語課,這年高考要加試外語,校長急了,要為畢業班臨時突擊補課。問遍全縣上下,只有張先生一人懂英語。
      他一生沒有這么興奮過。央請隔壁大娘為他整治出一套干凈適體的服裝,立即翻山越嶺,向縣城趕去。
      對一群鄉村孩子,要在五個月內從字母開始,突擊補課到應付高考水平,實在艱難。但是,無論別人還是他,都極有信心,理由很簡單,他是美國留學生。縣中里學歷最高的教師,也只是中師畢業。
      開頭一切還算順利,到第四個星期卻出了問題。那天,課文中有一句We all love Chairman Mao,他圍繞著常用詞love,補充了一些解釋。他講解道,這個詞最普通的含義,乃是愛情。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個例句:愛是人的生命。
      當他興致勃勃地從黑板上回過身來,整個課堂的氣氛變得十分怪異。女學生全都紅臉低頭,幾個男學生扭歪了臉,傻看著他發愕。突然,不知哪個學生先笑出聲來,隨即全班爆發出無法遏止的笑聲。張先生驚恐地再看了一下黑板,檢查有沒有寫錯了字,隨即又摸了摸頭,持了捋衣服,看自己在哪里出了洋相。笑聲更響了,40幾張年輕的嘴全都張開著,抖動著,笑著他,笑著黑板,笑著愛,震耳欲聾。這天的課無法講完了,第二天他剛剛走進教室,笑聲又起,他在講臺上呆站了幾分鐘就出來了,來到校長辦公室,聲稱自己身體不好,要回鄉休息。
      這一年,整個縣中沒有一人能考上大學。
      張先生回家后立即脫下了那身干凈服裝,塞在箱角。想了一想,端出硯臺,重新以寫字為生。四鄉的人們覺得他命運不好,不再請他寫結婚對聯,他唯一可寫的,只是墓碑。
      據風水先生說,魚背嶺是一個極好的喪葬之地,于是,整座山嶺都被墳墓簇擁。墳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張先生的手筆。他的字,以柳公權為骨,以蘇東坡為肌,遒勁而豐潤,端莊而活潑,十分惹目。外地客人來到此山,常常會把湖光山色忘了,把茂樹野花忘了,把溪澗飛瀑忘了,只觀賞這一座座墓碑。死者與死者家屬大多不懂此道,但都耳聞張先生字好,希望用這樣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寫一遍,銘之于石,傳之不朽。
      鄉間喪事是很舍得花錢的,張先生寫墓碑的報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費。他好喝酒,喝了兩斤黃酒之后執筆,字跡更見飛動,因此,鄉間請他寫墓碑,從不忘了帶酒,另備酒肴三五碟。通常,鄉人進屋后,總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當,讓張先生慢悠悠喝著,同時請一年輕人在旁邊磨墨,張先生是不愿用墨汁書寫的。待到喝得滿臉酡紅,笑瞇瞇地站起身來,也不試筆,只是握筆凝神片刻,然后一揮而就。
      鄉人帶來的酒,每次都在5斤以上,可供張先生喝幾天。附近幾家釀酒作坊,知道張先生品酒在行,經常邀他去品定各種酒的等次,后來竟把他的評語,作為互相競爭的標準,因此都盡力來討好他。酒壇,排滿了他陋室的墻角。大家嫌“張先生”的稱呼過于板正,都叫他酒公,他也樂意。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評價最高的那種酒定名為酒公酒,方圓數十里都有名氣。
      前年深秋,我回家鄉游玩,被滿山漂亮的書法驚呆。了解了張先生的身世后,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間徘徊。我想,這位半個多世紀前的邏輯救國論者,是用一種最潦倒、最別致的方式,讓生命占據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學問征服過任何一個人,只能用一支毛筆,在中國傳之千年的毛筆,把離開這個世界的人慰撫一番。可憐被他慰撫的人,既不懂邏輯,也不懂書法,于是,連墓碑上的書法,也無限寂寞。誰能反過來慰撫這種寂寞呢?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壇。
      在美國,在上海,張先生都日思夜想過這座故鄉的山,祖先的山。沒想到,他一生履歷的終結,是越來越多的墓碑。人總要死,墓很難坍,長此以往,家鄉的天地將會多么可怕!我相信,這位長于推理的邏輯學家曾一次次對筆驚恐,他在筆墨酣暢地描畫的,是一個何等樣的世界!
      偶爾,張先生也到釀酒作坊翻翻報紙。八年前,他在報紙上讀到一篇散文,題為《笑的懺悔》。起初只覺題目奇特,一讀下去,他不禁心跳劇烈。
      這篇文章出自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中年人的手筆。文章是一封寫給中學同班同學的公開信,作者詢問老同學們是否都有同感:當自己品嘗過了愛的甜苦,經歷過了人生的波瀾,現在正與孩子一起苦記著外語單詞的時候,都會為一次愚蠢透頂的傻笑深深羞愧?
      張先生那天離開釀酒作坊時的表情,使作坊工人非常奇怪。兩天后,他找到鄉村小學的負責人,要求講點課,不要報酬。
      他實在是命運險惡。才教課三個月,一次臺風,把陳舊的校舍吹坍。那天他正在上課,拐著腿拉出了幾個學生,自已被壓在下面,從此,他的下肢完全癱瘓,手也不能寫字了。
      我見到他時他正靜臥在床。我們的談話從邏輯開始,我剛剛講了幾句金岳霖先生的邏輯思想,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緊緊拉住。他說自己將不久人世,如有可能,在他死后為他的墳墓寫一方小字碑文;如沒有可能,就寫一幅“酒公張先生之墓”。絕不能把名字寫上,因為他深感自己一生,愧對祖宗,也愧對美國、上海的師友親朋。這個名字本身,就成了一種天大的嘲濾。
      我問他小字碑文該如何寫,他神情嚴肅地斟酌吟哦了一番,慢吞吞地口述起來:
      
      酒公張先生,不知籍貫,不知名號,亦不知其祖宗世譜,只知其身后無嗣,孑然一人。少習西學,長而廢棄,顛沛流蕩,投靠無門。一身弱骨,或踟躕于文士雅集,或顫懾于強人惡手,或驚恐于新世問詰,或惶愧于。幼者哄笑,棲棲遑遑,了無定奪。釋儒道皆無深緣,真善美盡數失落,終以濁酒、敗墨、殘肢、墓碑、編織老境。一生無甚德守,亦無甚惡行,耄年回首,每嘆枉擲如許粟麥菜蔬,徒費孜孜攻讀、矻矻苦吟。嗚呼!故國神州,等莘學子,愿如此潦倒頹敗者,唯張先生一人。

      述畢,老淚縱橫。我當時就說,如此悲涼的文詞,我是不愿意書寫的。
      張先生終于跛著腿,走完了他的旅程。現在,我書寫的七寧墓碑,正樹立在狀元墳,樹立在層層墓碑的包圍之中。他的四周,全是他恣肆的筆墨。他竭力諱避家族世譜,但三個墳,狀元、張老先生和他的,安然并列,連成一線,像是默默地作著他曾熱衷過的邏輯證明。不管怎么說,這也算給故鄉的山,添了小小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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